【摘要】新闻史是一座富矿，在媒介融合、移动互联网、数据新闻张力和深度齐头推进的新媒体语境中，新闻史研究非但没有丧失指导性意义，反而应该搭上技术发展的快车，重新构建新闻史学研究的历史“界面”，实现其标本意义。如何开采出蕴含在这座富矿中的时代价值，成为当代新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新新闻史”研究路径的转向，也在一定意义上影响新时代新闻史的构建。
　　【关键词】新闻史研究  新媒体  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新媒体语境下新闻史研究的困境与意义
　　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业界和学界对传播技术的追捧达到了新的高度，新闻学教育也纷纷追赶传播技术革新的热点，虽然在应用传播学教育方面取得进展，但也使历史新闻学教育出现“教与学”“学与用”的断裂。
　　新闻史教育地位从基础课程到边缘课程的渐变并非没有缘由，新闻史研究在新媒体语境中，特别是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衍生出了与时代主体脱节的现象，出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语境脱离
　　新媒体语境下新闻学教育以“学以致用”为导向，而传统的新闻史教育植根于更庞大的历史研究体系，在应用方面更像是一种“隐喻”。有学者指出：“被互联网冲击得最剧烈的不是业态，而是心态。”这正反映出在当代新闻学教育中的浮躁心态，要想把这种浮躁的心态蝶变成指导新媒体语境中的新闻专业主义2.0，就需要在学界进行固本。
　　2.主体意识缺失
　　一方面，新闻史脱胎于更为宽广庞大的社会历史体系，给予了新闻史研究更深入的社会文化背景，但弱化了新闻史作为核心部分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新闻学是传播学这个“十字交叉”学科的源头之一，传播史和新闻史常常混为一谈，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闻史研究主体意识缺失。
　　3.学术内卷化
　　美国新闻史学家杜赞奇认为，学术内卷化指的是当前的学术研究不能产生新的知识，无法产生新的边际效应，只是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的真知灼见。中国新闻史学界也自省当前新闻史研究出现了“学术内卷化”现象，研究文本大部分都是在方汉奇、李磊、袁军、哈艳秋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修补和重组，新闻史研究的“学术内卷化”现象与研究学者的史学功底和可掌握的史料丰富程度相关。
　　新闻需要数据，更需要历史。以史为鉴，能在新媒体环境中发挥“隐喻”作用，在新闻业务上遇到不知报道手法是否合适时，会出现反应停滞，当报道者的“内省式思考”机制活跃起来，以史为标本结合现实场景，就会形成个人的报道轮廓，创造出适应新场景的作品。当代新闻史研究的意义还体现在三个方面。
　　1.纵深解密
　　新闻史的研究基于大量新闻现象和新闻事实，研究新闻史可以使学界深度解密新闻规律，使业界熟练应用新闻规律。
　　2.横向借鉴
　　以国家划分的新闻史研究体系，虽然割裂了新闻史本体论，但也为不同国家的新闻史研究提供了参考，新闻史研究“动”起来的新特点，决定了新闻史研究进程的无终点，只有不断进行研究、借鉴、吸收、批判，才能使当代中国传播事业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3.标本规范
　　新闻史在当代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可以为未来新闻史的“正在构建”和“即将构建”提供标本规范，范长江、邹韬奋、卡尔·范安达等在新闻史上具有个案示范意义，方汉奇也曾对新闻史抱有“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提升新闻史研究深度”的学术期待。
　　新媒体语境下“新新闻史”研究的转向和嬗变
　　学者李彬提出“新新闻史”的概念，“新新闻史”是立足当下、面向历史、以社会史的范式和叙事学的方法，综合考察并书写新闻传播的历史衍变与现实关联。一言以蔽之，即以当代的视角对已经形成的、正在形成的、可能形成的新闻史进行研究体系的重构和研究方法的革新。
　　当代新媒体语境下，新闻史研究出现了一些转向，也呈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表现为新闻史研究呈现出动态化，新的媒介形式被纳入了新闻史的研究范畴，媒介更新周期越来越短的特点，也要求“新新闻史”研究加速跟进。“大智移云”、分布式新闻、生理传感新闻、MGC、区块链的传媒领域的应用等，宣告了智媒时代的来临，新闻史研究也越来越呈现“动起来”的特点，新媒体语境也为“正在构建”中新闻史的记录和预测提供了技术支撑。
　　新闻史是传播史的历史渊源之一，但“新新闻史”的研究内容呈现出一定的独立性。传播学可以为新闻史的研究提供框架，新闻史的研究按照传播学中拉斯韦尔的5W研究框架可分为：新闻史的内容分析、新闻史中不同阶段的控制分析、新闻史中媒介分析、新闻史中的读者群分析、新闻史中典型的效果分析。传播学史中的史学部分被认为是晦涩难懂并阻碍了新闻史研究的因素，新闻史研究越来越突出本体意识。
　　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史研究，还呈现视角开放化和研究方法多样化的特点。新媒介环境中，新闻史研究视角从描述性的历史叙事，逐渐向以阐释性的故事叙事靠拢，研究方法也从以文本分析法为主转变为文本分析和多媒体手段的应用相结合，为新闻史的可视化呈现提供了更多生动形式。
　　新媒体语境下新闻史研究方法探讨
　　1.新闻史研究与互联网时代的主体相适应
　　自媒体和专业媒体在互联网上的延伸是互联网时代的传媒主体，网民作为传媒主体的补充，兼具传播主体和受传客体的双重属性。新闻史研究与互联网技术相融，为新闻史的过去呈现、正在展示、未来预测提供了新的可能。为最大程度减少互联网传媒工作主体对新闻史教育的抵触，新闻史自身研究也需结合新技术并与互联网传媒主体相适应。
　　2.新闻史教材文本内容故事化生活化
　　“故事的魅力在于已知与未知之间、规则与变化之间、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料之间”。《华尔街日报》的“华尔街日报体”曾以故事化、人文关怀、贴近性为特点收获出奇制胜的效果，央视新闻栏目《新闻调查》也曾靠故事化的叙事实现了自身的升级。故事化叙事在新闻业务方面的成功，使人们开始思考理论新闻学方面故事化叙事的可行性，新闻史教材近年来也有向故事化叙事转变的倾向。学者李磊在2016年6月再印《外国新闻史》时，摒弃了传统新闻史研究的“系统梳理”和“静态呈现”，增强了读者的解读能动性和代入感，为新闻史的故事化叙事走向展现了一幅五彩斑斓的全景式图景。
　　3.还原成人类学视角
　　麦克卢汉提出了“地球村”概念，指出电子媒体将世界“重新部落化”，整个世界同处一个地球村。互联网时代和智媒时代的到来形成了“虚拟社会”，呈现超时空、跨国界的特点，使得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国际传播和对外传播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议题。相应地，各国新闻史研究也应该重新还原成人类学视角，避免单一地以国家单位划分，应以全景化、鸟瞰式的视角重新构建研究体系。
　　4.突出个案研究
　　方汉奇曾为新闻史研究“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指明了方向。在2008年到2017年10年间，《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大学》4份新闻传播类期刊中，有19篇为外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选题过半与中国有关，侧重点各不相同，培养了跨国研究意识，加强了个案纵向研究的深度。
　　5.适应数据史学的变革
　　进入大数据时代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都受到了冲击，新闻史学研究也不例外。史料的数量、种类、形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纸质史料被大规模数据化、可视化。新闻史研究适应数据革命是其发展的必经之路，伴随着数据史学变革的不断推进，新闻史研究的视野也会不断明朗、宽阔和革新。
　　（作者单位：山西传媒学院）
　　参考文献
　　【1】付俊杰.方汉奇的新闻史学研究方法[J].青年记者，2018(08).
　　【2】唐海江.“正在构成”的新闻史：社会建构论与中国新闻史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0，32(07).
　　【3】丁淦林.中国新闻史教学需要适时革新[J].新闻大学，2004(03).
　　【4】李彬.“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J].新闻大学，2007(01).
　　【5】马卫东.大数据时代史学的多元发展趋势[J].史学月刊，2017(05).
　　【6】李煜.数据新闻时代，新闻教育还需要新闻史吗？——以新闻史教学实践为中心的探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38(11). 来源：《中国报业》杂志2018年11月（下）P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