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世贸组织总理事会在日内瓦举行年内第三次会议。美国常驻世贸组织大使谢伊和中国常驻世贸组织大使张向晨就中国经济模式进行了激烈辩论。谢伊大使的指责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有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经济体；第二，中国通过公有制、控制关键经济实体以及政府指令等方式，继续对资源分配进行直接和间接的控制；第三，中国的经济模式已被证明特别具有贸易破坏性；第四，中国继续从其世贸组织成员身份中获得巨大收益。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经济发展模式并无好坏之分，适合自身情况的就是好模式，美国经济模式并不一定适合中国。这一点，美国自己也承认，而且，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莉在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时候特别强调过，美国不会将自己的模式强加到其他国家身上。既然如此，我想谢伊大使指责中国经济模式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才真的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下面，针对上述指责予以逐项回应，以说明其荒谬、可笑之处。

　　一、总理事会没有讨论WTO成员经济模式的权限

　　回应之前，有必要简单科普一下，WTO的总理事会是什么机构及其主要职能是什么？WTO是以贸易议题为核心的国际组织，在其组织机构设置中，部长会议是最高决策机构，具有立法权、解释权、裁决争议的准司法权，还能豁免某个成员的特定义务以及批准非世贸成员国取得观察员资格的请示，由所有成员方主管外经贸的部长、副部长级官员或其全权代表组成。但是，部长会议通常是每隔两年或更长时间举行一次，那么在部长会议休会期间，就是由这个全体成员代表组成的总理事会代行部长会议职能并执行部长大会决议。

　　总理事会下设三个理事会，分别是货物贸易理事会，负责1994年GATT和各项货物贸易协议的贯彻执行；服务贸易理事会，监督执行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贯彻执行；知识产权理事会，监督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贯彻执行。此外，理事会下还建立若干负责处理相关事宜的专门委员会，如贸易与环境委员会、贸易与发展委员会、国际收支委员会等；以及贸易政策核查机构，它监督着各个委员会并负责起草国家贸易政策评估报告。虽然，总理事会可视情况需要随时开会，自行拟订议事规则及议程；但显然，讨论WTO成员的经济模式并不是总理事会的职责所在。

　　自由是一种境界，但自由也不能随心所欲，自由是建立在大家都遵守规矩的基础上的，任何一个组织都是这样，WTO也不例外。不能把某个国家的自由建立在组织中其他国家的不自由之上，任何组织成员都必须遵守组织的规章制度——让组织成员都相对自由的规章制度。

　　二、中国的保护和重商主义色彩远远逊色于美国

　　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为了保护本国制造业免受国外竞争压力而对进口产品设定极高关税、限定进口配额或其它减少进口额的经济政策，经常被人们与重商主义联系起来。不知道谢伊大使在给中国扣上“世界上最具有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经济体”这顶超级大帽子时，有没有想过美国在过去和现在的所作所为？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具有悠久历史。幼稚产业保护论就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1791年的《关于制造业报告》中提出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英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也是自由放任学说思想发源地；而美国建国初期的比较优势是农业，工业谈不上优势而是劣势，按英国人当时以及美国人今天的主张，美国应该走杰斐逊路线（也就是发挥比较优势）；但美国人所做的恰恰是按英国人做的去做，并没有按英国人说的去做。不仅如此，1930年美国为了应对大萧条，还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法案》，大幅提升超过2万种外国商品的进口关税税率，立即遭到主要贸易伙伴的报复，并导致全球贸易额从1929年的360亿美元下降为1932年的120亿美元。不仅加剧了经济危机，美国自身也深受其害。讽刺的是，法案的两位发起人里德·斯穆特和威尔斯·霍利议员，在下一届国会选举中也都败选。那么今天，美国为什么隐瞒自己曾经的历史？为什么要“抽掉梯子”？我想，一是可能不愿说，二是也不能说，其目的无外乎是想让发展中国家不能沿着“梯子”爬上来，从而永远奴役他们。

　　往事如烟，相逢一笑。过去的我们就不提了。但现在的情况又如何呢？当前，针对自由贸易及多边贸易体制，中美两国的态度也是迥然不同。一方面，美国正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向中国，以及欧盟、日本、墨西哥、加拿大等传统盟友挥舞着关税大棒；另一方面，中国倡导推进WTO改革，主张利用多边框架解决贸易争端，并不断下调各类进口品的关税。提前履行了将平均关税降到10%以下的入世承诺，目前的平均加权税率只有4.4%，实际征收率更是低到只有2.4%。不仅如此，截至今年7月29日，世界贸易组织ITIP数据库显示，中国的非关税壁垒措施只有2652项，远远低于美国的5452项。

　　三、中国是否存在政府引致的资源错配

　　资源错配是一个学术性较强的概念。如果资源可以充分自由流动，实现帕累托最优，那么就是“有效配置”，而“错配”则是偏离了这种理想状态。从技术角度来看，“错配”可以分为两种，学术界将之定义为内涵型错配和外延型错配。内涵型错配，是指依据经济学基本原理，假定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所有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是凸的，那么最优配置应该是同样生产要素在每一家企业的边际产出相等，不然就存在矫正“错配”、提高产出的空间。外延型错配，则是指在一个经济体内所有企业的生产要素边际产出均相等的条件下，仍能通过要素重新配置带来产量提升的情况。显然，美国指责中国政府引致了资源错配应该是指外延型错配。

　　从这个角度讲，如果政府采用非市场的手段，将生产资源更多配置到国有企业，这种安排不合理的前提就应该是，生产资源在国有企业的边际产出更低。但真实情况如何呢？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证明，若以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收益率来衡量，国有企业的效率并不低；不仅如此，当用增加值/销售收入、增加值/销售成本来衡量，国有企业的效率还要远高于全部企业的平均值。如果进一步考虑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则更是如此，因为国有企业还能为国家对经济进行引导和调控提供重要的经济基础，在实行宏观经济调控、保障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诸多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当然，这么说并不是否认部分地方政府在经营不善国企的退出问题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