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巴黎3月22日电（记者李永群、葛文博）22日，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官网刊登了一篇题为《一名中国驻法国使馆外交官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事实真相的观察》的文章，得到法国“朋友圈”广泛传播。全文如下：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加速蔓延，世卫组织正式将其宣布为全球性流行病，呼吁各国投入更大的政治承诺和更多资源。

　　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疫情吃紧。一些媒体在大量报道政府和民众抗击疫情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时，还不忘诋毁一下中国。他们妄称是中国“制造”了病毒，并延误了病毒控制，把病毒“输出”到别国，造成了“全球大流行”，企图将欧美国家应对不力的责任推给中国。

　　事实上，美、欧、日、中等多国科学家和世卫组织研究表明，新冠病毒来源尚无定论，疫情虽然率先在中国大规模暴发，但并不意味着源头在中国，更不能诬称病毒是“中国制造”，相反中国人民也是病毒的受害者。在美国众议院前几天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承认，美国去年9月开始的大流感中，一些看似死于流感的人，实际上死于新冠肺炎。而这比武汉发现第一个病例早了三个月。在世界卫生组织早已定名本次疫情为2019新冠病毒的情况下，美国上到总统、国务卿，下到国会议员还张口闭口诬称“中国病毒”、“武汉病毒”。这非但不能让中国蒙羞，反而彻底暴露了他们的种族主义嘴脸，反衬出其人品的卑劣。一向标榜独立正派的法国大报不该跟着美国政客秀下限。

　　中国在疫情暴发之初就第一时间取消了出境旅游团，严防疫情向外扩散。1月10日，中国与世卫组织分享了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1月23日武汉市“封城”时，中国之外的确诊病例数仅有9例，占全球病例总数1%。反而是在一个月之后，中国抗疫即将决胜之时，疫情突然在韩、日及欧美大暴发。目前，中国以外病例数和死亡数都远远超过中国。可见，疫情全球大流行不是中国的错。

　　从欧洲看，意大利作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其“零号病人”至今仍是个谜。而据《费加罗报》3月11日报道，其“一号病人”于今年1月25日，也就是武汉“封城”2天后，曾与一位从中国回来的同事吃饭。然而这位同事事后病毒检测为阴性。流行病学专家据此强烈怀疑该“一号病人”系受本地病毒感染。意大利疫情大规模暴发出现在2月底，而当时中国疫情已得到很好控制，每日新增病例已处于低位。世卫组织专家表示，中国用自己的巨大牺牲为全球抗疫争取了宝贵的窗口期。遗憾的是，现在看来，很多国家并没有抓住。

　　新冠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然而，在某些法媒驻华记者眼里，这个病毒似乎成了他们攻击中国的盟友。当中国深陷疫情困境时，他们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当中国成功遏制住疫情，而中国之外的国家疫情暴发时，他们又指责是因为中国最初延误疫情控制才导致在世界范围暴发；当中国出于人道主义向疫情严重的国家慷慨援助医疗物资时，他们又阴阳怪气地说中国是在搞“口罩外交”。总之，中国做什么都是错的。这些驻华记者满脑子充斥着意识形态的偏见，他们常驻中国不是为了直观了解中国，向法国民众全面介绍中国，而是为了挖中国的“阴暗面”，把一些对政府不满的人（这种人在世界各国都有）的怨恨诋毁之词放大为整个国家的现实。他们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推特造美国的谣，却从来不批评美国领导人的涉华种族主义言论。

　　当全球疫情形势发生逆转后，一些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开始坐不住了。他们罔顾中国政府和人民做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无视世卫组织专家对中国抗疫做法和成果给予的客观公正评价，一口咬定病毒源自中国，若非中国延误了三个星期，就不会有今天的“全球大流行”，把本国今天面临的困境怪罪于中国。

　　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则忙不迭地进行制度比较，断言“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昭示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失败”。本月初，法国某大报刊登了一位专家的评论文章。她说：“自由民主制度能更有效地应对疫情。当专制政权被突发疫情动摇了根基时，民主政体则平静、透明、理性地作出回应。他们作出预判和分析。他们的开放而协调的卫生体系能够作出快速反应。民主体制的透明和信息流动确保了应对疫情的效率。”她还说，民主体制的领导人要对选民负责，因此他们不会采取压制人性、扼杀社会流动的措施。另一大报则刊登一位中国问题专家的文章说，“中国的专制治理模式不值得效仿”。

　　但愿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不过……现实很残酷。

　　各国历史文化不同，所采取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也各异其趣，各具特色。我无意对各国制度优劣进行对比，也不喜欢给别人贴标签。但我可以晒一晒面对这场世所罕见的全球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如何应对的。

　　首先，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最重要位置，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不惜停工停产，付出巨大经济代价也要遏制疫情蔓延，拯救人民生命。

　　其次，我们的传统文化崇尚集体主义、团结互助。所以当此大难临头，全体中国人民不是各奔东西、四散逃离，而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奋勇抗击病毒恶魔。

　　第三，我们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我们分别用10天和12天建成了两座共有2500张病床的高标准传染病医院，用几天时间将一批公共设施改造成拥有几万张床位的方舱医院，从全国十几个省市调集4万多医护人员驰援湖北，用十多天时间把武汉1100万居民全部进行筛查，分拣出确诊和疑似病例，分别收治或隔离观察，成功阻断病毒传播，从而在短短一个月就使中国境内发病率从每天两三千降至个位数，进而在全国所有省市区实现本地新增病例归零。

　　第四，我们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超强组织动员能力和执行能力。无论是武汉“封城”、湖北“封省”，还是要求居民居家隔离、组织挨家入户排查病例，抑或是保障居民日常生活物资供应，以及各省市区之间的联防联控，都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统筹调度下有条不紊地进行，没有出现任何社会骚乱。

　　当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进入了“下半场”。中国在继续做好自身防护工作的同时，将尽己所能为世界各国抗击疫情提供经验分享和物质帮助。我们还将全力复工复产，让世界经济的发动机重新运转起来，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断裂，从而保持世界经济的稳定，助力各国抗疫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