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1979年的中央国家机关援藏干部，在西藏日报社虽然只工作了3年，但孕育的精神财富却使我受益终身。

1979年援藏路上与雪山同框

　　甘当一名“自行车记者”。坐落在拉萨市的西藏日报社编辑出版的报纸分藏汉两种文字版本。内设部门有总编室、政法组、文教组、农牧组、记者站、图书馆等。我所在的政法组一共8个人，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四川、陕西、甘肃、山西6个省市。他们中有4个人援藏时间最长，属于“老西藏”。我资历最浅，属于新人新面孔。这就意味着我作为人民日报社的援藏干部必须摆脱刚出校门的“学生气”，需要细心向他们学习编辑业务，学习采访经验，学习工作方式方法，尤其是在民族地区工作，还需要结合工作实际学习许多东西，包括国家民族政策、法律法规；民族风俗习惯、民族风土人情等等。在政法组工作主要从事时政新闻编辑采访业务，为了尽快进入角色，做好本职工作，我迫切需要掌握一种特殊技能——必须在短时间内学会骑自行车，因为这是当时外出采访的唯一交通工具。而整个政法组也只有两辆公用自行车，平时大家出去采访用它都非常爱惜，生怕稍有不慎把它摔坏了影响其他人外出采访工作。这就促使我要学骑自行车必须下定决心大胆地把它学会学稳学好，才能避免以后不出差错，不出交通事故，圆满完成采访任务。为此，我专门拜湖北来的援藏干部熊瑞龙为师，请他教我骑自行车。他乐于助人，见我有需求，非常热情积极。他利用业余时间教我骑自行车，练习自行车。起初，他叫我骑在自行车上，掌握好把，他用双手抓住自行车后座推自行车车轮转动前行的时候，才慢慢松开手，让我先学会骑，学会直行——就这样，经过几次摔倒再爬起来，一个星期后，我不但学会了骑自行车，而且转弯也达到了运用自如的程度，遇到特殊情况能够来个急刹车，说停就停。此后，我经常骑着自行车出入于大小会议场合。有一天下午，我写了一篇关于民族团结的新闻稿件，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一位副主席审批，他当场就作了审阅批复。第二天，这篇新闻报道见诸报端，我看着感到特别高兴，因为这是我在海拔大约3650米的高原上骑着自行车取得的第一次采访成果，即使这次从采访到送审稿件，经历两次骑自行车，体力消耗很大，心里也是美滋滋的，觉得值！

1980年在西藏八一电厂采访时留影

　　编辑记者融为一身，有两大好处：在办公室办公虽然大多数时候是幕后英雄，为他人做嫁衣，但可以学会编辑各种稿件，掌握各种文体，可以学会如何办报纸；外出采访，能够接触社会，广交朋友，写出属于自己的新闻作品。因此，在办公室，我就踏踏实实地认认真真地编辑稿件；出门采访，我能克服种种困难努力完成写作任务。有一次，部门交给我一项任务是到拉萨市郊区农村采访一位藏族老阿妈，为了保质保量完成采访任务，临行前，我找资料查询情况打听路线，检查自行车，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到了采访地点，我顾不得路途遥远山路颠簸造成的劳累，停好自行车，拿出笔记本，马上对老阿妈的生产生活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地采访。在采访中，我发现老阿妈不但汉语说得好，待人也很诚恳。她一边接受我采访，一边在做酥油茶，之后，又打开罐头做米饭，为接待我，一直嘴不停手不停，等我采访完共进午餐后，她又充满热情地送我走出家门，一再挥手告别！使我深深感到藏汉一家亲，是有深厚的民族民意基础的，不是一句空话。这次采访归来，文章被刊登在要闻版，这对我又是一次巨大的鼓舞。正是这一次次的鼓舞，使我在西藏练就了一身过硬的靠骑自行车采访的真本领。

　　1981年，我完成3年援藏任务，告别西藏日报社，重新回到工作单位——人民日报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工作的26年间，我继承了在西藏锻炼形成的骑自行车采访传统和骑自行车采访精神。在这种精神支持下，我在工作期间所写的近300万字的新闻报道作品，大部分可以说是在自行车上完成的。那时，由于海外版实行的是编采合一工作机制，晚上我要在要闻版上大概5个小时的夜班，第二天还要骑自行车去有关部门采访写稿，从朝阳区呼家楼地区出发，最远的地方是海淀区香山一带，尽管骑行距离远、时间长、身体累点，但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一边前进一边思考，在心里打好写作腹稿，等到达单位，很快就能把腹稿变成正式的文字新闻报道稿件。这是我长期坚持的一种写作方式。所写的新闻报道有30几篇先后获得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家民政部、国家民委、国家专利局、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评选的好新闻奖。这是我从事新闻工作35年来依靠骑自行车采访获得的工作成绩，时至今日，回想起来，仍然感到骄傲不已！

1980年参观布达拉宫时存照

　　树立了与风沙作斗争的精神。小时候，我生长在南方鱼米之乡，没有见过风沙，对于什么叫“沙尘暴”？更是一无所知。1978年6月，我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第一个冬天和春天就遭受到沙尘暴的袭击，早上一开门，沙尘遍地，上班都要戴口罩。像这样的天气，虽然一年只有几天，但它带来的危害和影响却是严重的。在我的心里就萌生了一种北京不是久留之地的想法。1979年5月26日上午，我随中央国家机关援藏干部队伍从北京乘火车到甘肃省酒泉市柳园镇，触动我第一神经的是水柱式龙卷风携着大小鹅卵石飞上蓝天，大约有几十米高，人们把这种常常发生在酒泉戈壁深处的现象称之为“飞沙走石”；在参观完敦煌石窟后，乘公共汽车向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进发的时候，刚刚踏上青藏公路线，我又看到一阵突如其来的沙尘暴正对着我们扑过来，一会儿，戈壁沙漠公路上便被一座座沙丘占领，其威力其来势之猛，就像张着血盆大口的老虎，要吞掉一切一样，着实令人毛骨悚然。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飞沙走石”，它的危险性破坏性不言而喻。从此，“飞沙走石”在我脑海里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使我产生了一个念头：面对“飞沙走石”的危害，人类如何才能战胜它呢？在3年的援藏时间里，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带着这个问题下基层采访找答案。在那曲地区采访羊八井地热田开采情况的时候，首先映入我眼帘的还是大片戈壁沙滩，它给坐落在海拔4500多米高的地热田开采带来了巨大困难。通过这一系列“飞沙走石”考验，使我思想觉悟得到大提高。我在想，全国比敦煌戈壁沙漠面积大的地方还有许多，如何治理这些戈壁沙漠？只有通过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才能改善环境，征服风沙。于是，我从西藏返京后，就积极投身到植树造林行列中。让我最有成就感的是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在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坚持植树造林10年，使从内蒙古刮向北京的风沙口变成了一片绿州，有效地避免了北京再受沙尘暴的危害。这个名为中日“21世纪中国首都圈环境保护示范基地”项目，是由中国科学院中日科技与经济交流协会、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河北省林业局、日本地球绿化中心合作开展的。治沙绿化重点区域为丰宁满族自治县小坝子乡。这里沙化严重，一刮风，黄沙遮天蔽日，老百姓用“沙屋檐，羊爬房，猪上树”来形容沙化程度。2000年5月12日，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来这里视察，发出了“治沙止漠刻不容缓，绿色屏障势在必建”的呼吁。为了彻底改变“沙进人退”的被动局面，中日双方志愿者先后有5000多人从2001年开始，在小坝子乡喇叭口子至小坝子一条长30公里、宽约1公里的通往北京的风沙口地带，种植杨树、柳树、沙棘、油松、落叶松、山杏、京红123苹果等，到2009年植树造林面积达2827公顷，基本形成了一道防风固沙的屏障。

图为30多岁的日本志愿者国友淳子（左）2009年与当地村民交流植树成果

感谢您的努力与付出奖牌

　　为了表彰我志愿坚持10年植树造林、与沙尘暴顽强作斗争的精神，丰田汽车公司还专门用水晶玻璃给我制作了一个象征大树的丰宁植树十年回顾的奖牌。至今它还在我的书桌上闪闪发光，完好如初。我要继续珍藏好它。因为它代表的是我的长途跋涉翻山越岭的植树精神、一个平民用实际行动坚持与风沙作斗争的精神！

2021年4月3日北京呈现的蓝天白云景象

　　现在的北京天更蓝了，水更清了。我想，这里面多多少少会有我的“一份功劳”。我衷心希望北京能够用干干净净的城市面貌去迎接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