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荣生

　　以前看过不少关于邵飘萍的文章，都是别人写的。我要写的是关于他和爷爷的事情。我的爷爷名叫徐登禄，是邵飘萍的表兄，邵飘萍的母亲名叫徐凤珠，是我爷爷的姑妈。这就是我家和邵家的亲缘关系。如果只是亲属，我就没必要写了。但我爷爷和邵飘萍还有另一层不为人知的关系，是由我们家人口口相传下来的。我听大伯徐秀清（爷爷的大儿子，我父亲的大哥）多次在我们面前讲起爷爷到北京见邵飘萍的事情。同时据徐氏家谱记载，爷爷徐登禄当年到北京找表弟邵飘萍，希望他帮忙安排一个差事。那时候，邵飘萍已经是上海《申报》的主笔、驻京特派记者、同时兼《京报》的创办人。关于我爷爷徐登禄和邵飘萍的事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飘萍京城做报人登禄东阳传精神

　　来到北京，徐登禄得到邵飘萍的热情接待，邵飘萍在京城的影响很大，人脉广（据罗章龙有关回忆材料证明，邵飘萍还是一个秘密地下党员。当年是由罗章龙和李大钊介绍入党的，考虑到名人效应和记者工作的特殊性及地下党的秘密性，决定不公开邵飘萍参加地下党的事）。他跟徐登禄说：“如果要我帮你找工作，按我的身份给你找个小工作多没面子，要找就找个县长以上的工作，河北省有一个县缺一个县长人选，给你安排个县长当当怎么样？”徐登禄吓了一跳。他急忙说：“我可做不了，要是这样安排，我还是回老家吧！”徐登禄家境不是很好，兄弟姊妹多，书读的少。他知道自己能力有限，所以直接拒绝了。邵飘萍又说：“那你先到当地参加进步组织活动，先锻炼锻炼吧。”于是徐登禄接受了邵飘萍的建议到老家浙江东阳找进步组织。临走时邵飘萍送给了他几百块大洋，让他把一部分钱分给其他堂兄堂弟堂妹，另一部分做为他参加当地进步组织的活动费用。徐登禄到了浙江东阳把邵飘萍的情况跟家人们详细讲述一番，说邵飘萍的能力很强，在北京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苏维埃十月革命”等情况。徐登禄参加了当地进步组织后，积极参加相关活动，宣传革命的进步思想，团结联系有关方面的人士，做了一些有利于组织发展的工作。其实这时候的徐登禄并不懂什么是革命，也没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还没有加入地下党。但他一直很听表弟邵飘萍的话，愿意接受他派给自己的各项工作，都尽职尽责的完成。徐登禄的大儿子徐秀清小时候长的虎头虎脑，很可爱，颇得邵飘萍的喜欢。邵飘萍很重视对徐秀清的培养工作，托徐登禄带给了徐秀清一本书，并且在书上题了字，让他好好学习，希望他长大能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据徐秀清口述，没想到这本书就是著名的《共产党宣言》，是由邵飘萍翻译的。也是因为这本书，让徐家在某次抄家时幸运的躲过了一劫。

　　飘萍抨军阀登禄助《京报》

　　邵飘萍办《京报》，又是上海《申报》主笔。由于工作需要经常采访，所以他跟社会各界人士都有联系和往来。他思想进步，信息灵通，思维聪慧，语言犀利，同时又写得一手好文章。他的文章常见于报端。如：张作霖跟日本人合作攻打北京城，答应把东北一些利益让给日本。为此邵飘萍专门在报纸刊登文章抨击张作霖。邵飘萍口殊笔伐批判和揭露他们的卖国行为，这引起了大军阀张作霖、段祺瑞等人对他的不满，背地里都有了杀他之心。（奉系军阀张作霖曾经派人给邵飘萍送来30万块大洋，并捎话给他，大意是“希望邵飘萍在报纸上少批评他一点儿”。）对于此事有多种说法。有的说邵飘萍没有收这笔钱。但据徐秀清口述，当年徐登禄跟他说“邵飘萍认为这笔钱不是张作霖自己的，是他搜刮民脂民膏得来的。我拿来办京报为什么不可以？”于是，这笔钱就收下了。但他在报纸上仍然照样批评张作霖。这让张作霖觉得很没面子。因此张作霖对他恨得咬牙切齿……

　　徐登禄在邵飘萍的教育影响下，耳濡目染受到邵飘萍进步思想的影响，对外传播地下党和苏维埃十月革命的进步思想。把北京地下党的情况、《京报》的事情、邵飘萍的一些指示精神和进步思想及时传递到浙江金华、东阳、兰溪等进步组织。他在不知不觉中做着共产党人的事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共产党的进步思想……

　　飘萍被捕牺牲登禄入党复报

　　邵飘萍经常在《申报》、《京报》上报道反动军阀们的卖国行为事件，宣传苏维埃“十月革命”，所以他在京城的名气非常大，一些军阀都想杀了他。1926年4月26日凌晨邵飘萍在北京天桥东刑场遇难。5月3日，上海的《民国日报》对邵飘萍的就义过程有较为详细的报道。报道称：“北京警厅行刑时，一士兵用手枪从后面照邵氏头颈部射击一弹，子弹从右眼窝下出，状极可惨。后由警察将邵尸体送至永定门外停放。”

　　邵飘萍是奉系军阀以邵“宣传赤化”的罪行被执行枪决。邵飘萍壮烈牺牲后，由当时的外五区警察署以“标皮匣子”（材质极差且薄的棺木）掩埋于永定门外西侧城墙下。邵飘萍的母亲徐凤珠叫徐登禄赶到北京参加处理邵飘萍遗体相关后事。据徐登禄对徐秀清说“姑妈（徐凤珠）叫他去北京，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是，徐登禄是邵飘萍的表兄，平时关系好，对北京也较为熟悉。二是，徐登禄有一套处理遗体棺椁防腐祖传技术（大漆防腐），帮助检查邵飘萍棺椁的防腐情况。”后来在汤修慧和邵家其他亲属，还有韩世昌、马连良等等好朋友的帮助下买了楠木棺材，经过防腐处理，重新装殓邵飘萍的遗体，暂时停灵于北京的天宁寺内。半年后，留学美国的潘劭昂得到汤修慧女士的催促回国，由吴鼎陪同到天宁寺凭吊。当时寺内有军阀驻兵，他们得知邵飘萍的棺椁在此，故纠集十几人想把棺椁移到寺外烧掉，结果移不动棺椁。这些守兵就用刀枪乱砍，幸亏棺椁经重重布裹层层漆封，刀枪也只是损坏了一二层漆布。后来此支守军开拔到其它地方，邵飘萍的亲属及朋友才将棺椁葬于寺后空旷之地。由于防腐处理得当，邵飘萍的遗体在迁入八宝山革命公墓时，保证了遗骨的完整性。在徐登禄的心目中，邵飘萍的母亲徐凤珠并不是一位普通的女性，她像秋瑾一样伟大。儿子牺牲了，她强忍着悲痛，非常镇定的对大家说：“你们不要哭，要坚强。不要被白色恐怖吓倒。团结起来，继承邵飘萍的遗志，继续与反动军阀作斗争。”据徐秀清讲述：‘这次北京之行，对徐登禄影响是很大的，（在邵飘萍遇害的前几天，徐登禄刚刚接到邵飘萍叫他到某县当县长的通知。因此，他在浙江东阳县安排了三天三夜“大戏”，庆祝他自己上任，当大戏演到第三天时就接到了邵飘萍遇害的消息）。他亲眼看到平时十分尊敬的偶像表弟被反动军阀杀害了，心中异常悲愤，同时又因听了徐凤珠的话，仿佛打开了一扇门，他一下子顿悟了。于是徐登禄决定加入当地的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邵飘萍从被捕到牺牲，不过几天的时间。《京报》失去了邵飘萍，也就没了经费来源，只好停刊。汤修慧女士是邵飘萍烈士的大夫人，也是一位进步女性，她在婆婆徐凤珠的支持下决定继承邵飘萍的遗志，恢复《京报》。但重新办《京报》需要大量的经费。徐凤珠和汤修慧请求大家帮助筹集资金，早日让《京报》复刊。徐登禄不但要为《京报》筹集资金，另外还要负责筹集当地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因为当时处于白色恐怖形势下，地下党组织的纪律十分严明，对外都严格保守自己是共产党员的秘密。所以，在当时筹集资金的工作十分困难。他经常带领同志到金华、兰溪、东阳等地区筹集资金。因此得罪了一些地方反动势力，有的人骂他是土匪、共匪。经常到当时警察局举报他。警察局多次来徐家里搜捕，先后在徐登禄夫人张春伦及儿子徐秀清的巧妙机智的斡旋和朋友们的帮助下，徐登禄几次躲过了抓捕。当时，徐登禄的家人也误认为他不务正业。自己家的十几亩田地和几间房子先后被他卖掉，家人看到他的同事用箩筐一担一担的把大洋挑走，不知道挑到哪里去了。而家里的生活十分艰苦，几个儿子都失去了上学的机会，被迫在外打工。后来，由于当地一名地主到警察局举报徐登禄是地下党员，他们用欺骗手段，把正在外地做工的徐登禄骗回来，逮捕了他。艰苦的监狱生活把徐登禄的身体折磨垮了，最后，人都快不行了，监狱才同意保释出狱。

　　由于他的身体太糟糕了，出狱后没多久，就去世了，那是1949年五六月份的事情，徐登禄没有看到新中国的成立，很是遗憾。

　　两岸邵徐后人调查历史真相

　　解放后，徐家同邵家人一样，把宣传邵飘萍的革命思想和爱国精神作为一项任务来做，除了奶奶、大伯、父亲同时还有堂叔们、表叔们及堂兄堂弟表兄表妹都在自觉宣传讲述邵飘萍的故事。堂叔徐秀华在东阳市大联文祥村做村支部书记时，每年春节期间，他都会与儿子徐敏一起请当地一位当年和毛泽东一起在北大听过邵飘萍讲课的老先生到他们家里来，让他把邵飘萍的故事讲给村民们听。堂叔徐永海在东阳市紫溪村《邵飘萍小学》当教师时，为了建立学校里邵飘萍资料陈列室，东跑西走、不怕辛苦，收集到了许多有关邵飘萍的重要图片资料。

　　徐秀清他一生十分重视邵飘萍的有关信息资料的收集，由于他在社会上各方面的朋友多、信息灵、人脉广，再加上徐登禄秘密口述给他许多有关邵飘萍重要的真人真事，因此，在东阳市横店镇及紫溪村邵飘萍小学建立邵飘萍纪念馆时，他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资料。大伯徐秀清多年来跟我讲述了有关邵飘萍和徐登禄的许多革命故事。我为表爷爷邵飘萍的牺牲受到激励，又为爷爷徐登禄所受的委屈而心痛。近四年来，我在北京一边画画，一边调查了解邵飘萍的相关资料。奔波于浙江和北京两地，在调查过程中，越来越觉得表爷爷邵飘萍的伟大，同时也感觉到他当年工作、生活实在是不容易，令我震惊。也觉得我爷爷徐登禄任劳任怨为新中国的建立做着有意义的工作感到欣慰，是我们后辈们的宝贵财富。这是他们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在2003年，当时浙江省政协联谊会为台湾回杭州定居的林仲行和邵幼轩夫妇举办画展时，我认识了他们。2005年，我到浙江东阳邵飘萍出生地的故居参观后，又到了邵飘萍的家族亲人邵逸轩（当年是北京国立艺专的教授，是邵幼轩的父亲，也是林仲行先生的岳父）家的老屋参观时，发现老屋里挂有邵幼轩等人的照片。我当时就感觉到这个照片上的邵幼轩就是林仲行先生的夫人。我回杭州把此情况告诉了林仲行先生，林先生十分激动，叫我核对了几次资料，认定邵逸轩老屋的主人是邵家后人，后由我联系浙江东阳市慈溪村邵逸轩后人到杭州相认。大家团聚后都十分激动，邵幼轩是一位性格很坚强的女性，她很清楚的记得邵飘萍年轻时期的故事，他们夫妇被张大千接到台湾定居后，多次调查了解过邵飘萍的遇害情况。后来，我跟林仲行先生成为知心朋友。我们商定，继续寻找了解邵飘萍遇害的相关情况，在大陆和台湾继续宣传邵飘萍的爱国思想。有一年，林仲行先生从台湾回杭州过春节时，跟我说：“他当年曾经亲自问过张学良，问张学良当年为什么不营救邵飘萍？”张学良说“那时候，我年轻，无权，都是由我父亲说了算。”究竟是年轻还是无权？只有他们父子心里清楚了。同时，林先生还说“他也去台湾立法院找了孙科，了解关于邵飘萍的遇害情况。孙科说：当时我不知道邵飘萍是地下党，他为人直爽，语言犀利，敢于批判人。同时邵飘萍自己没有军队，笔杆子怎么能打得过枪杆子。”同时林先生还说，他在台湾调查邵飘萍遇害真相时，很多国民党的元老人物对邵飘萍都十分尊重。邵飘萍遇害后，于佑任、张大千等人都送了挽联。

　　《京报》创刊后，邵飘萍就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为座右铭勉励新闻同行。还聘请鲁迅、孙伏园等进步人士和高校学生进入社团做副刊主编。《京报》刊登多篇文章呼吁中苏建交；报道吴佩孚镇压工人罢工；报道孙中山冯玉祥共商大计；报道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等等，连篇累牍。这让反动军阀对邵飘萍恨之入骨。李大钊、鲁迅、邵飘萍等都被列入黑名单。他的学生毛泽东一直十分尊敬邵飘萍先生。所以，毛泽东在陕北与美记者斯诺谈话时称赞邵飘萍是“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对我的帮助很大。”

　　现在，林仲行先生于2014年在杭州去世，享年100岁。

　　目前北京市有关部门在《京报馆》旧址，正在抓紧修建邵飘萍烈士纪念馆。另外，东阳市文祥村前几年也修了革命烈士纪念馆，邵飘萍和徐登禄的名字都记录在里面。2019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把邵飘萍和我爷爷的事情首次对外讲述，也是想让后人记住先辈们如何抛头颅洒热血，无怨无悔，我们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我在作书画时使用的笔名为为“青枫”，邵飘萍烈士的名字“振青、镜青”，都有一个“青”字。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的一种轮回吧。为了表示对两位爷爷的怀念，国庆节前夕，我特别赶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里面，到表爷爷邵飘萍骨灰存放处，敬献自己亲笔书写的书法作品“浩气长存”，以表示我们徐家后人对邵飘萍表爷爷的缅怀。两位爷爷，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