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媒体融合发展是一篇大文章。面对全球一张网，需要全国一盘棋。”在因时而变、因势而变、实现媒体融合的历史性转型升级进程中，党报工作者以守正创新精神加强理论建设，形成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在《中国报业》陆续发表。我们从中遴选部分有代表性文章集结汇编，既是对十多年来媒体融合发展探索历程的回顾，又是为深度做好媒体融合发展这篇“大文章”提供可借鉴的有益经验。增刊中标注的作者单位、职务等信息，均与其在本刊首次登载时保持一致。

 

　　新冠肺炎疫情是继2003年“非典”之后，又一次波及世界范围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文研究选取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疫情谣言专区中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3月24日总计471条谣言进行研究分析，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以及疫情发展重要时间节点为依据，将此次疫情期间谣言的发展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2019年12月1日—2020年1月3日的潜伏期、2020年1月4日—1月23日的发展蔓延期、1月24日—2月23日的爆发高峰期、2月24日—3月24日的回溯长尾期。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探究疫情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谣言的特征来检视各阶段内辟谣策略的得失，为今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谣言的治理提供经验。

 

　　谣言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一）潜伏期

 

　　2019年12月1日，《柳叶刀》上发表的文章披露了首位发病患者，自此开始出现有关此种未知来源病毒感染的议论。但是这一阶段内有关病毒的客观信息明显不足，民众重视程度也不足，所以谣言内容较少且较为单一，仅在小范围内传播。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的疫情专区并未开通，相关谣言内容数量较少。

 

　　1.知情信息不足导致谣言与真相交织

 

　　在疫情发展的潜伏期，由于相关信息严重不足，导致网络上出现了大量有关疫情来源、传染性等类似的猜测，并衍生出许多模糊信息。在这些信息中，由于对事实情况掌握不足使其内容真假难辨，甚至在疫情发展后续阶段出现了反转。例如“未出现人传人”在当时被认定为真相，而后期则被证实“存在人传人”；“此病毒是新型冠状病毒”在当时经一线医生传播后被认定为谣言，但后期证实为真相。此阶段内，谣言的研判与认定成为主要问题，在无法全面依据客观信息的情况下，官方在进行谣言认定时会考虑更为复杂的社会稳定因素，即对于有害社会公共秩序、危害社会稳定且模糊不清的信息会被认定为谣言。

 

　　2.信息传播效率低

 

　　由于在这一阶段有关病毒的真实情况还未查明公开，病毒来源和传播途径均未知，而且疫情发展并没有扩散，基本局限于武汉地区，所以未能得到全国范围内足够重视。与此同时，因为对于客观事实掌握不足，使得此时网络上传播的信息亦真亦假。针对疫情谣言的散布者，官方进行了一定惩处，谣言传播得到了一定控制。

 

　　综合多种因素分析，此时大多数普通民众对相关疫情发展的关注度不足，缺乏传播欲望，使得当时有关疫情来源等类的谣言传播效率较低。

 

　　（二）发展蔓延期

 

　　1.内容上，以“非典”为话题中心扩散展开

 

　　该阶段内辟谣平台疫情专题刚刚开放，仅有12条谣言内容。在这12条谣言内容中有9条与SARS或“非典”相关，可看出这一阶段谣言主题重点倾向于与“非典”相关联。这是由于此次疫情的暴发与2003年的“非典”具有极大相似性，使人们不得不将其与“非典”联系起来，并且由于病毒的基因序列刚刚公开，人们对于病毒基因序列等相关专业性极强的病理学知识认识有限，因此出现了大量将此次病毒与“非典”病毒相关联的谣言，如“中国武汉暴发的神秘疾病已被证实为新型SARS病毒”“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与SARS病毒相似度达80%”等。一方面，此类谣言更容易唤醒国人对于“非典”时期的群体记忆，引发民众恐惧不安的心理；另一方面，相比复杂的专业术语更便于普通群众快速理解记忆。所以在这一阶段内，将此次新冠病毒与“非典”相关联的谣言内容更容易获得大范围传播。

 

　　2.传播形式上，误解数据以加强可信度

 

　　这一阶段的谣言内容有4条通过明确标明数字来增加可信度，如“武汉新型病毒与SARS有73%相似”“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与SARS相似度达80%”“武汉肺炎与非典相似性高达90%”“我们医院已经有好几例了，已经严密隔离起来了，很恐怖，据说80%是非典”，尤其是有关基因序列数据的引用，给民众带来极大误解，认为基因序列相同就等同于病毒相似。这类谣言的大肆传播都是依赖概念嫁接，尤其是专业性较强的病理学知识，准确的数据更能增加其可信度。

 

　　3.情感发展上，反映民众普遍的恐慌心理

 

　　通过分析这一阶段谣言内容可以看出，将此次疫情与“非典”对等的谣言，经广泛传播带来很大社会影响，实质上反映了民众面对未知疫情的极端恐惧心理。尤其是病毒的来源、传染途径和防疫治疗措施都未知的情况下，随着感染人数增长和感染范围扩大，这种恐慌心理也在不断蔓延。在这种人人自危的大环境下，谣言伴随着民众的恐惧心理而爆发，并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恐惧心理。

 

　　（三）爆发高峰期

 

　　1.内容上，健康谣言重复性内容居多

 

　　该阶段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疫情谣言主题中一共有290条谣言内容，平均每天9.356条。对这290条谣言内容进行分类统计，可以得出如图1所示数据图，其中健康谣言数量最多，占总量的37%。

图1  爆发高峰期谣言主题类型分布图

表1  爆发高峰期谣言内容词频分布

 

　　这是由于自1月21日起，疫情感染进入高峰阶段，各地区都陆续开展了疫情防控工作，疫情发展的高峰同时也成为信息传播交流的高峰。在这一阶段有关疫情的科学信息夹杂着谣言大量传播，以弥补公众获取信息的不足。其中内容以防疫手段为主的健康谣言数量最多，“阿莫西林、雄黄、酒、板蓝根、大蒜、辣椒、草莓”等纷纷成为谣言主角。通过词频分析结果我们发现，“预防”“口罩”“消毒”等词高频率出现，反映了谣言内容偏重于预防治疗性的健康谣言。不仅如此，在此类谣言中大部分内容呈明显反复的特征，即许多内容在之前“非典”、甲型H1N1流感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都出现过。尽管此类反复出现的谣言已经过多轮辟谣，但仍然具有较大的传播力。

 

　　2.传播形式上，借助“名人效应”增加真实性

 

　　针对谣言内容通过词频分析可以看出，“钟南山”频率高于“网传”，这表明在谣言内容信源上，带有“钟南山”的名人效应会使谣言更易传播。因为这一阶段钟南山、李兰娟等知名专家为疫情防控做出了卓越贡献，使得民众对于他们有着极高的信任度。因此，例如“钟南山院士建议全中国人民在家隔离两周”“钟南山预测各地解除限制时间”等部分冠以“钟南山”“李兰娟”名义的谣言极大地增加了可信度，人们出于对专家的信任降低了对该问题的批判质疑能力，选择盲目相信并将该谣言扩散传播。因此，相比普通谣言，此类伪科学谣言的传播速度更快，传播效果更明显，辟谣难度也更大。

 

　　3.情感发展上，指向政府的负面情绪煽动性更强

 

　　在面对疫情的恐惧和被隔离在家的焦虑双重心理作用下，民众的负面情绪更容易被唤起；加之网络匿名性因素影响下，情绪化表达更容易诱发群体极化，因此这一阶段民众的情绪极易受到煽动。在此时，涉及社会公平、官民冲突等社会敏感问题的谣言，相比内容的误导性，其在情绪煽动方面的影响更为严重。这一阶段中以“政府官方”为主题的32条谣言，其情感指向全部为质疑政府官方不作为的负面情绪。比如2月初人们对于武汉红十字会的物资分配问题本就存在质疑，而当2月15日“湖北省慈善总会领取150套防护服自用”这则谣言出现后，人们对于红十字会不作为的刻板印象让很多人不加质疑地相信了这则谣言，加剧了人们对于红十字会等官方机构的不满情绪。即使后期辟谣该物资已捐献给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而并非自用，但是民众在愤怒情绪下会对辟谣信息进行选择性注意。

 

　　（四）回溯长尾期

 

　　1.内容上，以微信群为主的政策通知类内容占比大

 

　　该阶段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疫情谣言主题中一共有169条谣言，平均每天5.63条，对这些谣言内容进行分类统计可得图2所示数据图。可以看出，以“政策通知”为主题的谣言数量最多，占总量的32%，而且根据平台辟谣内容显示，该类谣言的传播途径全部为微信群传播。

图2  回溯长尾期谣言主题类型分布图

 

　　经过疫情高峰期后，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各地区也陆续开始复工复产，生活逐渐回归正常。在国内疫情发展向好的大趋势下，病毒感染的威胁性降低，人们对于其重视程度也有所减弱，相比上一阶段，人们更加关注与正常生活生产相关的政策调整类信息，例如开学时间、交通恢复等内容，因此在该阶段内有关政策通知类的谣言数量最多。此类谣言以微信群、朋友圈为传播途径，甚至配有对应图片以加强可信度，并且由于传播限制于较为私密的关系网络内，导致谣言内容很难被当地官方部门所察觉，因此辟谣难度较大。

 

　　2.情感发展上，积极民众期待情绪与消极境外输入担忧情绪交叉

 

　　将前一阶段与该阶段的谣言隐含情绪进行分析比较，相比前一阶段负面情绪强煽动性指向政府，这一阶段的情绪较为复杂。

 

　　一方面是积极的民众期待情绪。根据统计结果，以“政策通知”为主题的54条谣言中有27条均与“开学”“复工”相关。可以反映出在出行受限的压抑及疫情带来的恐慌心理压力后，民众对于疫情过后的正常生产生活充满期待。而疫情高峰期过后，疫情逐渐得到控制，此阶段有关交通管制、开学时间和政策调整等内容的谣言大量出现，实质上正是民众对于回归正常生活期待的重要体现。

 

　　另一方面，在这一阶段对于境外输入病例的担忧消极情绪也有很大比重。根据统计分析得出，上一阶段负面消极情绪占比为32.07%，而这一阶段增长至33.73%；不同于矛头指向政府官方行为的负面情绪，这一阶段的消极情绪主要来自对境外输入病例的担忧。从3月初起，全国疫情得到初步控制，世界范围内疫情感染人数激增，国内新增病例多为境外输入，这一点引发了人们新的担忧。

 

　　3.加工事实，主观臆测现象明显

 

　　在这一阶段，出现了许多有图片甚至有视频做“证明”的谣言，比如“湖北天门将外省捐赠的萝卜倒入垃圾站”，这则谣言配有倒萝卜的视频，“眼见为实”使得民众对此谣言深信不疑，后期经过辟谣发现实际情况为这些萝卜是商户所进，由于腐烂无法出售才倒掉的。在视频真实的情况下，谣言的传播者并未去核实情况，而是在主观臆想下肆意编排，并将其冠以“捐赠物资”的名头煽动情绪，加剧谣言传播。

 

　　谣言发展各阶段辟谣手段分析

 

　　1.潜伏期——严肃处理方式

 

　　这一阶段谣言内容虽然较为单调并且在传播效率上相比其他阶段威胁性较小，但由于有关病毒的客观事实信息不足以及其中包含的大量负面信息，使得该阶段谣言生成演化过程十分复杂，为谣言研判带来极大难度，所以谣言的社会负面效果比较明显。尤其是以病毒来源以及病毒传染性为内容的谣言，在此阶段影响最大。因此官方为维护社会稳定，在辟谣时采用了对谣言进行彻底否认并对谣言散布者进行不同程度惩罚的严肃处理方式，对切断谣言传播具有十分明显的效果，及时稳定了社会不安情绪，这是当时辟谣最快速有效的手段。

 

　　但是在针对该病毒的研究逐渐深入后，事实证明此阶段内定论的“谣言”实际上为客观真相。而此前官方在以此种手段进行辟谣时并未向公众公开谣言判定的明确依据，而且回应方式过于强硬，导致在后期进行追责时官方无法正面回应民众质疑。

 

　　2.发展蔓延期——全媒体矩阵成为辟谣主阵地

 

　　这一阶段谣言的频发主要是由于信息未知，因此这一阶段辟谣重点在于信息公开。在此次疫情发展过程中，各路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主流媒体，在疫情暴发前期人们普遍受到恐慌情绪感染下，以其较强的公信力和较广的覆盖范围，承担着信息公开和舆论引导的重要作用，缓解公众情绪，维护社会秩序稳定。

 

　　与此同时，新媒体阵营也利用网络传播的快捷优势在辟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政府设立了众多辟谣平台，例如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设立了疫情谣言专区；地方政府也借助微博、微信的人际关系网络设立辟谣官方账号，实时针对相关信息进行辟谣，极大提高了辟谣效率。

 

　　虽然借助媒体进行信息公开与辟谣成效显著，但以微信和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在辟谣同时，也为谣言的广泛传播提供了路径，尤其是具有强人际关系特征的微信群。在这一阶段大量谣言的产生与传播都是借助于微信群，因此如何针对微信群内的谣言进行及时辟谣，成为该阶段的关键问题。

 

　　3.爆发高峰期——信息科普从根源上解决谣言

 

　　这一阶段随着疫情在全国范围内暴发，疫情相关谣言数量也出现激增，尤其是与疫情相关的健康谣言反复出现。相比针对谣言出现后再辟谣，从根源上解决谣言的效率明显更高，即通过有关新冠病毒信息的科普增强民众对于谣言的鉴别能力。因此这一阶段出现了很多官方或非官方的知识科普，尤其是一些借助网络平台进行科普的非官方团队，通过各种途径提供信息形成了较好的科普效果。例如B站up主回形针通过视频动画，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了新冠病毒传播原理，并得到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多家主流媒体转发；simo团队通过收集整理有关疫情发展信息便于人们多方面了解疫情相关情况。

 

　　这些科普信息都是通过加强民众对于新冠病毒的了解，从而提高自身判断力，切断谣言传播途径，阻止其大范围传播，防止产生更多负面社会影响。

 

　　4.回溯长尾期——事实还原破解谣言

 

　　这一阶段由于疫情发展平稳，相关疫情发展状况的谣言数量明显减少，谣言更多来自信息误读或主观臆测而产生。针对这一阶段的谣言特点，辟谣基本采取了针对谣言所言情况进行全方位事实还原。比如“湖北天门将外省捐赠的萝卜倒入垃圾站”这一谣言，在辟谣时，当地官方不仅请当事人出面还原事实真相，还针对网友质疑逐一解答，彻底粉碎了谣言。

 

　　此种辟谣方式对于消除民众心中疑惑，防止后续谣言产生，效果十分明显。高效快速地还原事实，也有助于提升政府的公信力，维护社会稳定。

 

　　反思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作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在疫情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各类谣言的出现为防控疫情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不同阶段谣言呈现不同特点，针对其特点进行辟谣可实现较高效率。在疫情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针对谣言的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思考。

 

　　首先，在此次疫情中，通过“李文亮事件”和“气溶胶传播”反映出谣言的研判机制仍需完善。对于谣言的研判过程不仅需要考虑信息是否真实反映客观现实，更需要考虑其可能带来的社会效应、公众对信息的接受能力以及舆论场情绪走向等多种外部因素。信息发布与谣言研判机制应该是专业机构和媒体之间的双向互动。专业机构在相关领域内以科学知识作为发布信息和研判谣言的根据，并可以作为第一发布平台表现其权威性；而媒体作为连接专业机构和受众之间的桥梁，在充分了解传播效果原理的基础上，寻找合适的时间节点和传播方式进行二次传播，扩大传播渠道，更重要的是媒体要作为科学解读平台，合理引导受众。

 

　　其次，微信群谣言传播需要得到足够重视。由于微信群相较其他社交平台较为私密，人际关系联系性强，使得谣言的传播扩散效率极高，容易迅速引发大范围传播，带来负面社会效应。而且，其中的谣言信息难以为辟谣平台所捕捉，辟谣难度很大。因此，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如何针对微信群中的谣言进行合理监控并及时辟谣，单纯的封号警告能否达到真实有效的辟谣效果，仍然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思考。

 

　　（作者：王灿发，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于印珠，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舆论学硕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2020年4月上）

 

　　（收录于中国报业2024增刊-优秀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