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一生经历独特，学识渊博，他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政论家、辞章家，他一生代党立言，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文化和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卓越贡献。

　　毛泽东曾赞曰：“乔木是个人才”，还曾说：“靠乔木有饭吃。”邓小平赞美胡乔木是“中央第一枝笔”。

　　他协助毛泽东参与了共和国建国前后所有重要文献的起草、修改和定稿。由于病休，有幸没有参与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之中，他可以在后来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以政治家、思想家的深邃智慧，客观而准确地看待、评价这段历史，也为他能够在后来成为邓小平的助手，辅佐邓小平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贡献自己的才能提供了保证。

　　在毛泽东的秘书中，胡乔木是最受毛泽东重视、厚爱的一个，也是命运最好的一个。从下面的几个故事中可以让人们看到毛泽东和胡乔木在二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那伟大的灵魂定格在历史时空中的美好情谊……

　　毛泽东点名招秘书：“乔木是个人才”

　　对于胡乔木来说，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成为毛泽东的秘书。

　　1941年的1月上旬，皖南事变爆发，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重组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为此，中共高层通宵达旦地开会，毛泽东更是异常忙碌。

　　二月上旬的一个清晨，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突然来到胡乔木所住的窑洞。对于当时的场景，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说，“母亲亲历了这个过程。”

　　王若飞对胡乔木说道：“毛主席那里缺人手，点名要你去他那里做秘书工作，同时兼任中央政治局的秘书。”

　　王若飞的话，完全出乎胡乔木的意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毛泽东会调他当秘书。

　　胡乔木思索了一下，说出了心中的顾虑：“给毛主席当秘书，我怕当不好，我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

　　王若飞为了打消胡乔木的顾虑，说出了毛泽东“点将”的来历：“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陈伯达看了，很欣赏。”于是，陈伯达将文章推荐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说，“乔木是个人才”。

　　那时，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他跟胡乔木并不认识。

　　1941年秋天，杨尚昆从华北根据地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认识了给九月政治局会议做记录的胡乔木。杨尚昆在《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一文中回忆说，“他不到三十岁，一介书生，清秀文雅；在会上做记录，并不说话，大家叫他乔木，前面加上‘胡’的本姓，是1945年到重庆谈判以后的事。九月会议前后，印发了《六大以来》。当时我就听说，乔木同志是主席编辑《六大以来》的主要助手。这件事办得好，主席喜欢他，大家也看重他。”

　　胡乔木长子胡石英向笔者介绍：“毛主席很器重我父亲，他在延安时就说，‘靠（陆）定一吃不上饭，靠（陈）伯达吃个半饱，靠（胡）乔木有饭吃’”（吃饭指写文章）。

　　毛泽东对胡乔木很欣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对胡乔木委以重任，在政府内，胡乔木是新闻总署署长；在党内，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掌管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这两大舆论工具。

　　有两件事不同寻常，令人瞩目。1950年1月20日，新华社发表长篇电讯，开头为：“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本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斯大林问毛泽东，胡乔木何许人也，并指摘事情如此重大，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斯大林有所不知，这篇谈话是身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亲笔写就，用密码电报发回北京给“刘少奇并告乔木”：“用乔木名义写了一个谈话稿，请加斟酌发表”。

　　过了一年半．1951年6月25日，《人民日报》以增出一张四个版的办法一次登出长达近五万字的长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该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观点，叙述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历史。作者署名“胡乔木”。从此，人们（包括斯大林）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笔杆子，胡乔木也以中共党史专家的身份而闻名。本来，这部简明党史是为了纪念“七一”而为刘少奇准备的讲话稿，毛泽东审阅后在文题下面写上“胡乔木”，交《人民日报》发表。1951年6月22日，《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新华社全文转发，全国各地报纸也全文刊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另外，人民出版社还印了单行本，后来又多次再版，被称为党史中的《史记》。

　　胡乔木女儿胡木英回忆说 ：“父亲坐在放满凉水的澡盆里，趴在一块木板上写，因为他对党的30年的历史非常熟稔，这篇长文他只花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写成了”。

　　胡乔木长子胡石英说：“《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本书，国内外发行量很大，我父亲当年得了3万多元钱稿酬，全部交了党费。”

　　1949年，胡乔木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一临时宪法的主要起草人。

　　1954年，毛泽东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胡乔木随毛泽东住在杭州西湖边的刘庄，工作了几个月。

　　1956年初，胡乔木根据中共中央、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的意见执笔写成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

　　1956年中，胡乔木协助毛泽东、刘少奇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等文件。

　　胡乔木协助毛泽东起草、修改和定稿了共和国成立之初几乎所有的重要文献。

　　毛泽东送给胡乔木虎皮大衣

　　2019年4月， 笔者在江苏盐城胡乔木生平陈列馆里见到了一件珍贵的、非同寻常的大衣——这是一件深蓝色的虎皮大衣，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送给胡乔木的。

　　回京后，乔木同志的长子胡石英先生向我讲述了这件大衣的来历……

　　毛主席转战陕北时的一年冬天， 延安的老乡把自己的虎皮送给毛主席让他做件大衣御寒。可是，毛主席做的太小，并不像是量身定做的，便把它送给了乔木同志。石英先生说：“我父亲穿上正合适”。

　　笔者问：是不是毛主席特意为乔木老做的？石英先生轻声的笑起来说：“这个我可说不清楚，可我知道在去重庆谈判时，毛主席还特意让江青给我父亲织了件毛衣”。说完，便开心地笑起来……

　　笔者为什么能这样说那？胡乔木从1941年初来到毛泽东身边， 以其卓越的写作才华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赢得了毛泽东的高度信任和赞赏，并赢得了中共“笔杆子”、“大才子”的美誉。毛泽东夸奖他说：“靠乔木，有饭吃”（指写文章）。可是，由于工作高度的紧张、繁重，乔木同志的身体也造成严重的虚弱，毛主席非常关心。

　　石英先生说：主席有时一天让我父亲写三篇文章，那时候条件艰苦，写作往往是坐在地上，腿上放快木板就写，有时就趴在窑洞里写……过度的劳累，使他身体虚寒，夏天都要穿棉袄。因此说，毛主席有可能是特意用陕北老乡送的这张虎皮为乔木同志作了这件大衣。

　　乔木同志是1941年2月，来到毛主席身边， 先参加《六大以来》的校对、编辑工作，又参与编辑《六大以前》、《两条路线》，得到毛泽东的赞许。

　　1941年6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胡乔木写的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17日胡乔木写的《国民党缺少什么》再次作为社论发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1941年 6月起到1946年11月，中共中央从延安撤退，他写的社论收入胡乔木文集的就有56篇，不少社论传诵一时。《解放日报》的社论就是中共中央的声音，胡乔木前前后后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近60篇。在1947年，转战陕北的一年间，新华社播发他写的社论、评论、评论性新闻三四十篇。在这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历史转折上，胡乔木倚马千言，向国民党反对派投下了一颗又一颗强有力的精神炸弹，准确、生动地发出了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

　　石英先生回忆说：这件大衣父亲很珍视，建国后，就不舍得穿。但在一九六六年他去延安“串联”，父亲让母亲把这件大衣找出来给他穿。他说，那年12月份，冬天特别冷，寒风凛冽，他站在敞篷汽车上，这件大衣给了他无比的温暖……

　　胡乔木去世后，为了表达对家乡的情感，家人决定将这件大衣和他的两万多册书送给胡乔木老家江苏盐城。

　　这件大衣，记载着延安的老百姓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深情厚谊，也体现了毛主席对乔木同志的关心和爱护……

　　另一个“文曲星下凡”的故事，也让人们感到毛主席对胡乔木非同寻常的情义。

　　毛泽东：“乔木，你真是天上文曲星下凡哟！”

　　文曲星，星宿名之一，为北斗第四星。文曲星主文运，武曲星主武运，二者相互对应。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文曲星是主管文运的星宿，文章写得好而被朝廷录用为大官的人是文曲星下凡。中国民间传说出现过的文曲星包括：范仲淹、包拯、文天祥等……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胡乔木在毛泽东主席的身边，有许多珍贵的回忆。让胡乔木一辈子都唏嘘不已的一件事儿发生在王家湾那两间半破旧的、剥落的窑洞里。              有一天晚上，胡乔木起床上厕所，可等他回来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陆定一都已醒来，个个表情严肃凝重，大惊失色的看着胡乔木。毛泽东十分认真又惊讶地说：“乔木，你看，你真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哟！你去了一趟茅房，刚好一块砖头掉下来，砸在了你的枕头上。”胡乔木赶紧转身看看炕上，只见枕头上果然躺着一大半块砖头，顿时一脸惊诧，心想，如果不去上厕所，也许性命就留下了。

　　毛泽东说得绘声绘色，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也惊讶的随声附和，胡乔木也就深信不疑了。

　　胡石英先生同笔者说：“我父亲生前，每当讲起这件事儿的时候，都是认真的。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儿？”石英先生笑着说：“也许是毛主席导演的‘小喜剧’”。

　　笔者说：“无巧不成书，也许是真的”。

　　石英先生又哈哈大笑起来：“他们都不在了，也无法考证啦！”

　　毛泽东得知胡乔木病情 批准长期休养 并为他设计休养方式

　　1961年6月17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长期病休。毛泽东得知胡乔木病情相当严重，给他写信，让他长期休养并为他设计休养方式：“你适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

　　胡木英说：“父亲的患病和他的特殊工作状态有关。毛主席喜欢晚上工作，有些事想起来了，就一个电话把父亲召去。特别是后来，父亲神经衰弱，睡眠要靠安眠药，有时刚吃下安眠药，主席电话来了，又得把父亲弄醒。到主席那里常常是一谈两三个小时，谈完回来，却再也无法入睡了。”

　　胡乔木因病休而离开了党内的理论核心，也因此未参与“文革”前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文件的起草和制定等工作。胡乔木幸运地没有卷入“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中去，“文革”后可以凭“旁观者清”的身份为毛泽东下结论，也使他后来有机会重新出来工作，继续为党和人民奉献卓越的智慧。然而，病休的胡乔木在“文革”初期还是受到了冲击。

　　毛泽东说：胡乔木怎么挨斗了？去看看！我不去心里不安啊！

　　1967年1月17日上午10时多，北京邮电学院的红卫兵们来到胡宅，把胡乔木押上一辆敞篷大卡车，在凛冽的寒风中，在高音喇叭不断呼喊“打倒胡乔木”口号声中，来了一次“街批”。之后就是持续的揪斗、抄家，持续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到1967年的“五一”前后，才峰回路转。

　　这一天是1967年4月26日，（有的书上写的是1967年5月1日。胡石英先生肯定的说是4月26日）。一辆“吉斯”牌轿车经过南长街，向天安门驶去。然而，当“吉斯”行驶到南长街123号附近的时候，突然急刹车，停在了那里。不一会儿，从轿车里走出来的一个男同志直接向123号住宅走去，并敲响了大院的东门。可咚咚咚的敲门声，并没有得到住宅内的任何回应。敲门人只好返回。这时，他发现自己乘坐的“吉斯”已经被群众团团围住，而且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人们兴奋地传递着一个惊人的消息——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

　　是的，此时此刻毛泽东就坐在这辆20世纪50年代苏联政府送给他的“吉斯”牌轿车里面。而下车敲门的就是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眼看着热情围观的群众实在太多了，毛泽东吩咐赶紧开车。

　　毛泽东为什么突然在这里停车呢？这让张耀祠也感到意外，因为出发前毛泽东并没有说要中途停车的。原来，坐在轿车里的毛泽东无意中看到，北京邮电学院造反派在胡乔木家墙壁上刷的“打倒胡乔木”的这条标语，就想起了胡乔木，他问张耀祠：“胡乔木怎么挨斗了？去看看！”毛泽东突然想见见胡乔木，于是就立即命令“停车”。

　　然而，又是阴差阳错，胡乔木居住的这座院子原来是一个外国使馆，有东边和北边两个大门。东边的大门是原使馆使用的，胡乔木一家搬来后一直都未启用，进出都是在北边的大门。而张耀祠下车后，敲响的正是东大门，自然也就没有人答理了，他也以为没人在家呢！

　　但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还是由围观群众中认识胡乔木的人，迅速地告诉了胡家。胡乔木既感动、又遗憾！尽管万般遗憾，但毛泽东意外的来访，对胡乔木来说无疑仍然是一个天大的喜讯，至少毛泽东心里还在惦记着他。

　　胡乔木赶紧致信毛泽东，一是说明门牌问题，更多的则是表达感谢。

　　更令人高兴的是：1967年的5月1日，胡乔木长子胡石英说；“这天我也在家 ”，中南海的警卫人员忽然来到了胡乔木家查看地形，并告诉胡乔木：毛主席说“上次走错门，今日再来！”

　　这个消息实在令胡乔木兴奋和激动……

　　胡石英说；“父亲和母亲赶紧把我和姐姐，还有身边的工作人员叫来，一起把因抄家而搞得乱糟糟的房子认认真真地打扫一遍，重新放置沙发、桌椅，像过年一样等待着尊贵的客人——毛主席的到来。”

　　晚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也来了，跟胡乔木一起在客厅中等候毛泽东的到来…… 等着，等着，一直等到晚上10点左右，才接到中南海的电话----毛主席不来了，因为 “五一 ”人太多……

　　这次，毛泽东没有能践约，但还是捎话给胡乔木：“我心到了。”没能来看胡乔木，毛泽东说：“我不去心里不安啊！”

　　胡木英说：“周总理抓住这个机会，让中办下了个文，说以后不准揪斗胡乔木了，有问题在家里提问。

　　胡乔木十分理解毛泽东的难处，在知道实情后说：“我心领了。”毛泽东没来，但毛泽东要亲自去看胡乔木的消息依然很快传遍了北京城。即便是红卫兵、造反派，再也不敢去揪斗胡乔木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不得不在今后如何处理胡乔木的问题上明确指出：“对胡乔木，‘中央文革’的意见是背靠背地斗，不要揪他。如有人问是谁说的，可告是陈伯达同志。如不问，就算了。”

　　为了表达感恩之情，胡乔木再次致信毛泽东：如果主席无时间，我可以去看望主席。然而，这样的机会再也没有出现。更让毛泽东和胡乔木怎么也不会想到的是，他们杭州匆匆一别竟是此生的最后一次，此后直至毛泽东逝世的十年间，两人都没能再见上一面。

　　毛泽东来访不遇，却使胡乔木从被揪斗的厄运中解脱出来。其日常工作开始变得平静。

　　胡石英说：“毛主席的举动，保护了我父亲，要不他可能会遭受很多罪……”

　　夫人谷羽被隔离审查 胡乔木求助毛泽东解困

　　胡石英说，当年母亲谷羽被隔离审查，父亲胡乔木求助毛主席，才被解除困境。

　　他讲，母亲生前曾经回忆说：“大约在1968年2月，由于乔木的问题，邮电学院的造反派勒令儿子退学，并强迫我签字。我又气又恨，不幸中风，左腿偏瘫。当时，我也受到冲击，医疗问题没人管，乔木就和家人一起想办法，在一块木板上装上轮子，上面放一把椅子，做成简易轮椅，送我到医院去打针、针灸。中风还没有完全好，科学院的造反派就硬把我从家中带走，隔离起来。平时只让我们的小儿子给送点吃的和用的，还不准见面。乔木很担心，无奈之中，他只得求助于毛主席。他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我的病情和隔离审查的情况。主席很快干预，我才被放回家。在乔木的关心和照料下，我逐渐康复。我和乔木为这事还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衷心的感谢。”

　　杭州见面 毛泽东叮嘱胡乔木“多看”“少说”

　　1966年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名义印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文革”的紧锣密鼓声，震撼着华夏大地。

　　这时，胡乔木在杭州疗养。毛泽东也正在杭州：1966年4月16日至2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为发动“文革”做准备。

　　毛泽东在杭州遥控着北京的“运动”。就在毛泽东如此忙碌的时刻，胡乔木求见毛泽东。因为胡乔木已经接到通知，要他回北京，参加“运动”。他预感着不详，知道毛泽东也在杭州，希望见一次，谈谈心里话。

　　往昔，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见毛泽东是很容易的，只要打个电话，写张条子，就能见到。如今不比往昔。胡乔木求见，不知什么原因，迟迟未见答复。于是胡乔木打点行装，与夫人谷羽及秘书、警卫坐一辆小轿车，怅然离开杭州，前往上海，计划由上海回北京。

　　可是，轿车刚刚抵达上海， 杭州打来电话，说是毛泽东要接见胡乔木。他们急匆匆，轿车掉头，又从上海重返杭州。

　　胡乔木被诬“被捕叛变” 毛泽东赞美免遭难

　　1968年5月6日，周扬专案组在审查报告中诬称胡乔木历史上“很可能”被突击当了“特务”，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大肆攻击三面红旗”。江青在9月18日的一次讲话中诬陷胡乔木曾“被捕叛变”。但在毛泽东的关心下，离开政坛的胡乔木没有被撤销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直至1969年中共九大的时候，他才落选。但江青一直想打倒胡乔木，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专案组，辛辛苦苦地收集了胡乔木撰写的大量社论、评论文章，并整理成册，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翻阅后，说道：“胡乔木写得很不错嘛！”江青吃了一个“闭门羹”，不敢再吱声了。而她组织收集整理胡乔木文章的册子，后来倒是帮了胡乔木的忙，《胡乔木文集》编辑出版时真是少花了不少工夫。

　　1971年4月29日，胡乔木致信毛泽东，说明自己的历史是清楚的。为较快得出结论，他请求中央指定一位同志同他谈一次话。毛泽东指示中央组织部找一二人同胡乔木谈话。7月1日，胡乔木写出《我的历史上的三个问题》，澄清事实，说明历史清楚，没有任何问题。也就在这年的夏天，毛泽东在长沙视察，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在谈话间询问毛：“胡乔木这个人怎么样？”毛泽东说：“胡乔木曾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别人搞了好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他一写，就写出来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是他写的，写得很不错。所以，我们就没有动他。”

　　胡乔木以他的才智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和喜爱。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如此评价胡乔木 ，保护了他，使他没有遭受更大的冤屈和牢狱之灾。

　　毛泽东给胡乔木修改诗词并亲自批送发表

　　经过三年多的疗养，胡乔木的健康状况大有改善。1964年秋在杭州重新弄笔。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经过三年经济调整，元气逐渐恢复。10月14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下台。两天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胡乔木尝试填词。由于毛泽东诗词的发表和出版，用旧体诗词反映时政、歌颂光明、鞭挞黑暗成为时尚。胡乔木在1964年10月中旬起的十余天里写了13首词，寄请毛泽东阅正。

　　毛泽东接读胡乔木的新作，“终日把玩推敲”，悉心进行修改，并亲自批送《诗刊》发表。胡乔木遂即致函毛泽东，表示“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 非常感激”，说毛泽东对有些词句的修改“实有点铁成金、出奇制胜之妙”。11月，胡乔木又续作三首。以后，毛泽东与胡乔木 在京杭两地又多次通过书信或电话交换意见，反复推敲。胡乔木的《词十六首》于1964年岁末最终由毛泽东定稿，1965年元旦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一期上同时登出，在全国政治界和文化知识界引起极大的注意和兴趣。

　　1964年10月，胡乔木写了第一首词《六洲歌头·国庆》——

　　茫茫大陆，回首几千冬。人民众，称勤勇，挺神功。竟尘蒙！夜永添寒重。英雄种，自由梦，义竿耸，怒血迸。讶途穷。忽震春雷，马列天涯送。党结工农。任风惊浪恶，鞭影指长虹。穴虎潭龙，一朝空。

　　喜江山统，豪情纵；锤镰动，画图宏。多昆仲，六洲共；驾长风，一帆同。何物干戈弄，兴逆讼，卖亲朋，投凶横，求恩宠，媚音容。不道人间，火炬燃偏猛。处处春浓。试登临极目，天半战旗红，旭日方东。

　　一发不可收。胡乔木对于填词一下子入了迷，光是1964年10月便写了七首。不过，如他自云，他的诗词“带着鲜明的政治印记”。诸如他看了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便写了一首《贺新郎·看<千万不要忘记>》：

　　一幕惊心戏。记寻常亲家笑面，肺肝如是。镜里芳春男共女，瞎马悬崖人醉。回首处鸿飞万里。何事画梁燕雀计，宿芦塘那碍垂天翅？天下乐，乐无比。

　　感君彩笔殷勤意，正人间风云变幻，纷纷未已。兰蕙当年今何似？漫道豺狼摇尾；君不见烽烟再起？石壁由来穿滴水，忍江山变色从蝼蚁？阶级在，莫高睡。

　　胡乔木学写旧体诗词，不言而喻，受毛泽东的感染。写旧体诗词，使他与毛泽东有了同一爱好，借以沟通。如他所言，“试写旧体诗词，坦白地说，是由于一时的风尚”。这“风尚”来自毛泽东。

　　胡乔木把自己最初所写的十六首词，抄呈毛泽东。果真，毛泽东非常喜欢——虽说当时毛泽东正开始就四清运动的性质等问题，跟刘少奇正面交锋，仍忙里偷闲，为胡乔木改词。

　　1964年12月2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这样一封信——

　　主席：

　　词稿承您看了，改了，并送《诗刊》（现因停刊改送‘人民文学》）（注），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非常感激。康生同志告，您说词句有些晦涩，我完全同意，并一定努力改进。三首词结句的修改对我是很大的教育。

　　因为粗心，稿中有一首漏了一句，有一首少抄了两个字。幸同时寄呈郭老，他详细地推敲了，给了我一封长信，除指出以上错漏外，还提了许多修改意见。为了便于您最后改定，我向人民文学社要了清样（结果不知怎的寄来了原稿），想根据郭老的指点先作一番修改。有些觉得两可的，就只注在上面，请您选定。有几处修改要加说明，用纸条贴在稿旁，供您斟酌。此外，我又续写了三首《水龙吟》，重加排次，使这一组词相具首尾，补足稿中应说而未说的方面，请您审阅。这三首我也另寄郭洙若同志和康生同志了，请他们把修改的意见直接告诉您。

　　《沁园春》一首，在此曾给林乎加同志和陈冰同志看过，后来又把其中提出的意见同霍士廉、曾祥仁两同志说了，得到了他们的完全同意。省委决定对西湖风景区进行改造。《浙江日报》己登了十几篇读者来信，要求风景区也要破旧立新，彻底整顿，把苏小小墓等毒害群众的东西加以清理。这是你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张，在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高潮中总算有希望实现了（毛泽东批语：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所以在此顺便报告，并剪附今天的《浙江日报》一纸。此事待有具体结果后再行报告，以便能在北京和其他地方有所响应。
　　写诗词，使久违了的胡乔木，重新与毛泽东恢复了“热线”联系：诗词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为之修改，退回；胡乔木再改，再送；毛泽东又改，又退；胡乔木又改，又送……就这样，胡乔木在1964年2月20日、27日、28日，频频致函毛泽东。这是自从他请病假以来，从未有过的与毛泽东频繁联系。

　　1965年元旦，对于胡乔木是不同寻常的。这天，胡乔木并未为《人民日报》写元旦社论，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词十六首》。更异乎寻常的是，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居然也同时发表了《词十六首》。

　　沉默多时的胡乔木，忽然以诗人的身份，站出来亮相了！

　　胡乔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的后记中这样谈及他的《词十六首》：“都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来，经过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后发表的。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经他改过的句子和单词，确实像铁被点化成了金，但是整篇仍然显出自己在诗艺上的幼稚。”

　　胡乔木《词十六首》以“高规格”发表，在全国引起广泛注意。

　　“元帅诗人”陈毅于1965年1月20日致函胡乔木

　　乔木同志：

　　……那天在主席处，主席说，乔木词学苏辛，但稍晦涩。主席又说，中国新诗尚未形成，恐怕还要几十年云云。把这消息告诉您，供您参考。您填的词我是能懂的。我认为旧诗词可以新用，您的作品便是证明。因此您初次习作，便能入腔上调便是成功，中间有A首我很喜爱。您多写便会更趋熟练，以此为祝！大创作是等着您的，更以此为祝！中国新体诗未完全形成，我亦有此感。我也是主张从旧体诗略加改变去作试验。我写新诗亦习作旧体，就是想找一个办法有助于新诗的形成。这想法不坏，但实践还跟不上。因而看您填词，便大喜，以为我们是同路中人也。自然您比较严守词格，这是对的。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但也有到了大破规矩的时候，便更好些，这看法也是可以成立的。……

　　毛泽东的首肯，“元帅诗人”的称赞，广大读者的鼓励，使胡乔木诗兴更浓。他不断地写诗词，每月数首，在1965年又写出《诗词二十六首》。

　　胡乔木旧体诗词的创作热情越发高涨起来。1964年11月到1965年1月，他又写成“词二十七首”寄奉毛泽东以及陈毅、郭沫若等。经毛泽东两次批改，在《人民日报》（1965年9月29日）和《红旗》杂志（10月1日）刊登了。这回的标题是《诗词二十六首》。

　　《词十六首》和《诗词二十六首》的发表规格，是从未有过的。这固然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对胡乔木诗词的欣赏，但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胡乔木的真情与厚爱。

　　胡乔木心中的憾事：毛泽东去世追悼活动被排除在外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他的遗体先安放在人民大会堂。毛泽东的战友和学生，干部和群众代表前往瞻仰遗容，同遗体告别，唯独不准胡乔木参加。党、军队和国家领导人还轮流守灵，胡乔木却被排除在外。

　　他想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万般无奈之中，找邓力群商量。邓力群给他出主意，建议他向上面写封信。后来，胡乔木就写了一封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江青的信，结果没有起什么作用。9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追悼大会，正式通知中央机关每个单位可以推荐两位负责人上天安门临时搭建的大台子， 胡乔木连参加追悼大会的资格都没有。

　　胡乔木从1941年2月来到毛主席身边，跟随主席，领受主席教诲20多年。胡石英先生说：因为我父亲长时间的休息不好，身体怕冷，夏天也要穿厚一点的衣服。在延安的时候，陕北的老乡给毛主席一条虎皮，主席用这条虎皮给我父亲做了一件大衣。在去“重庆谈判”时，主席还让江青给我父亲织了一件毛衣，主席对我父亲一直很关心。

　　是的，“文化大革命”中胡乔木最困难的时候，毛主席还亲自上门去看望他，在他需要病休时，毛主席又批准并为他设计病休方式，还帮助夫人谷羽解除隔离审查，就连他写的诗词，毛主席都是在日理万机中修改并亲自批送、发表，这是对他多么大的信任、关心、爱护啊！胡乔木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无以言表的感恩之情。在这最后的一刻，竞不能到主席的身边，致最后的敬礼，做最后的告别，这是多么痛心的事情！

　　由于“四人帮”的阻挠，胡乔木没有如愿，在心中留下深深的遗憾......在粉碎“四人帮”后，某些人把胡乔木写的这封要求参加毛主席追悼活动的信说成是“效忠信”，用来继续打击胡乔木。

　　当然，谁能不理解胡乔木对毛泽东的感情呢？所谓“效忠信”的不实之词并没有影响邓小平对胡乔木的信任和继续重用，他对胡乔木是了解、理解的。

　　胡石英：“父亲有时也同毛主席争论，气的主席说：‘你是主席，还是我是主席？’”

　　胡乔木善于理解、长于阐发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但他是有独立见解的，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人，有时也会同毛泽东发生争论。毛泽东常能从善如流，但对胡乔木也有微词：乔木固执。

　　胡石英先生向笔者说：“我父亲有极强的原则性，很讲政治伦理。江青找他说的事，他总要问是主席的意见还是她的意见。江青的话他从来不听，只听主席的话，因此江青对他很不满。我父亲也很是书生气，有时也同毛主席争论，坚持自己的观点，气的主席说，‘你是主席，还是我是主席？’”

　　石英先生说到这里，“哈哈哈”的大笑起来......

　　历史转折时期，胡乔木坚定维护毛泽东的尊严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一向儒雅稳重的他曾为此在会议上激动的站起来并拍桌子……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冬）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与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为前奏，从1977年批评“两个凡是”开始，到1981年夏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胡乔木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正确的历史评价，是中国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一个关键期。

　　无论是冲破“两个凡是”的“左”的思潮的束缚，还是遏制全盘否定的“右”的时潮的泛滥，胡乔木对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肯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主要体现三点：第一，提出把毛主席晚年的错误，从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第二，实事求是地评述了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其三，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做出概括。胡乔木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和它的具体内容构成毛泽东思想体系”。他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毛泽东思想的三个根本原则：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论述精辟透彻，对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容，从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六个方面做出概括。

　　美国记者白修德称赞《历史决议》，是非常出色的文件。用美国人的话说，就像“动得非常干净的外科手术”。

　　据当时胡乔木的秘书黎虹向笔者说，在那特殊的历史时期，关于有人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时，胡乔木曾在会场上激动地站起来，拍着桌子说：“……要不，我们就去找小平同志说理去！”

　　“乔木同志一向儒雅稳重，他如此激动让我们感到震惊”，黎虹说。

　　从上可以看出。胡乔木在毛泽东逝世以后。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科学的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既反对僵化、反对自由化，通过科学评价和坚定的立场，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的尊严和地位，概括和论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对得起毛泽东，无愧于“中共第一支笔”的称号。

　　胡乔木：红墙有幸亲风雨

　　胡乔木非常珍惜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对他的教诲，心中充满感激之情。

　　1982年，80岁的胡乔木在《胡乔木文集》第一卷《自序》中说：“毫无疑问，就我个人来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教诲，我就很难写出这些文章，我的写作能力也很难像这本书里所表现的逐步有所进步”. “而这些评论的战斗品格仍然是过去紧张的战斗年代的值得怀念的标记”。

　　“生在英雄的时代，长在人民的旗下，毛泽东的双手抚育我们长大。” 胡乔木用写的歌，抒发了他的心声。

　　他在1965年七一前夕作《七一抒情》，（七律四首），第一首回顾了在毛主席身边的经历和感受：


　　此诗大意为：这样辽阔壮丽的国家，有优越的制度，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这样意气风发的人民真是幸运，我同这千年不遇的良辰美景相逢，毛泽东挥舞他那日月一般光芒四射的大笔写就了雷霆万钧的千古不朽的文章，在他的指挥下崎岖小路都成了平坦大道，在他的笑谈间，重生的荆棘，犹如空中随风飘散的浮云，红旗在和暖的春风中猎猎作响的飘扬，全世界亿万人民的目光看着我们中华民族这一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队伍……

　　胡乔木在1982年6月七十寿辰时写的七律《有思》中，也用四句诗写出建国后同毛泽东的感情和内心的感慨。


　　这首诗的大意：在红墙内中南海里面得到春风的吹拂，春雨的滋润，我真是三生有幸，在新中国革命与建设中，是非功过到此刻才做出历史的结论，不必计较早或迟了。有多少往事，已经如烟雾般模糊消散，更多的如火焰般闪烁在眼前。滔滔的江河辉映着耀眼的繁星一一他们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倾听中华民族改革开放的汹涌奔腾的浪潮之声……

　　在胡乔木的心中，毛泽东就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英雄、最耀眼的“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