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集体认同建构媒体受众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如果没有媒体做中介,民众的环境保护诉求很难到达各级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对环保的要求也无法传达到民众中去,在环境保护运动中,媒体对社会的集体认同建构发挥着巨大作用。近年来,在中国无论是自下而上的小范围的群众性环保运动,还是组织程度高、涉及地域广泛、牵扯范围广、自上而下的较大规模的环境整治工作,都离不开媒体的宣传和全力推动,媒体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断裂”中,通过倾听和传播,找到事件的共同性和契合点,在集体认同建构中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本文以祁连山生态保护事件为例,通过对媒体的部分报道内容进行分析,来论证媒体在集体认同建构中的作用。
祁连山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甘肃省境内祁连山北坡中东段,甘肃省的金昌、张掖、武威三个地州市都有部分县区在保护区内,民乐、山丹、永昌、凉州、甘州、古浪、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等县(区)也有较大部分地区位于保护区内,祁连山国家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到265.3万公顷,约占甘肃全省总土地面积的6%,是甘肃省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祁连山生态遭破坏已有半个世纪,经过长期的开采矿石、修建水电站、大规模放牧,这个被称为“在中国西部有着特殊生态意义”的祁连山,变得遍体鳞伤。
2017年1月,一篇题为《两位生态学博导四问祁连山生态保护》的文章被全国多家报刊和网络转载,文中称,祁连山的生态破坏在初期以森林砍伐、盗伐为主;中期以矿山开采为主;后期以小水电开发为主。祁连山保护区范围内仅肃南县就有532家大小矿山企业,46座水电站。
2016年至2017年,《半月谈》记者曾在两年多时间里6次探访祁连山,目睹植被稀疏、冻土剥离、碎石嶙峋等过度开发恶果,采写了祁连山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稿件,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高度关注。
2017年7月21日,央视《焦点访谈》栏目称:央视记者深入祁连山调查,认为祁连山生态破坏十分严重。甘肃省虽然做了一些补救工作,但是总体情况没有明显改善。
2017年8月8日,《中国新闻周刊》杂志发表了《祁连山生态破坏调查:半个世纪的破坏史,上百人被问责,为何仍在继续》的文章,称经过长期的破坏,祁连山已经面目全非,破坏严重,很多破坏已经造成无可逆转的后果。7月20日,多名甘肃官员上了全国各大报纸,他们因祁连山生态问题被问责。这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的通报》,指出祁连山存在违法违规开矿、偷排偷放、水电设施违建、整改不力等行为。通报在点评当地官员时措辞严厉,比如“在立法层面为破坏生态行为放水”“不担当、不碰硬,整改落实不力”“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彻底”“不作为、乱作为,监管层层失守”等。
《金昌日报》报道,2018年3月26日—28日,金昌市委书记王建太带领市国土局、市水务局有关负责人,实地调研督察祁连山自然保护区永昌县境内生态环保问题整治和生态修复工作。王建太强调,对于已经关闭的矿区,要继续做好矿渣平整清理和覆土工作,重点做好植被恢复和生态治理工作;对于无主矿点,要加强矿点生态恢复治理,清理整治周边违规设施及废渣堆。同时要做好植被恢复工作,切实抓好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禁牧限牧工作。
通过以上报道内容,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在当下中国媒体在环境保护中所承担的责任,为下一步了解其在环境保护中的中介、推动、集体认同建构等作用做了铺垫。
认同媒体在环境保护社会运动中的中介作用
肯尼斯·伯克的“认同”理论认为:现实是以符号为中介来传递的。理想化认同来源于共享的主张、感觉、态度和价值观。集体认同如何建构,本文从受众和媒体的视角出发,认为认同是政府和民众互动性建构的必然产物,民众的社会运动也正是通过这一机制开展和维持的,而媒体在此之间起到中介的作用。
赵鼎新在《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一书中认为,社会运动是高度组织化的、有许多个体参加的政治行为;而新社会运动相对于传统社会运动来说则具有运动目的的非物质性、凝聚基础的认同化、以公民社会本身为运动目标和参与人群的非等级化等特性。
在祁连山生态保护事件中,全国十几家媒体深入祁连山地区,实地勘察祁连山生态现状,普遍得出了结论,认为祁连山冰雪及多年冻土消退明显,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祁连山冰川总体处于物质亏损状态,祁连山冰川面积减少超过20%,冻土分布范围的减少速率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人工林密度过大、林冠郁闭度高,水源涵养能力下降、深层土壤旱化现象加剧,从而导致超载过牧造成草地严重退化,山区水资源管理困难复杂,生物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
媒体的这一调查,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关注,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组成中央督察组就此开展专项督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责成甘肃省委和省政府向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有相关责任的3名省级干部和15名单位负责人被严肃问责。
值得一提的是,在媒体采访时,部分群众热情高涨,多年呼吁石沉大海的祁连山生态保护问题终于有了结果,多位受访的群众表示,正是由于媒体的呼吁,才促使党中央、国务院尽快采取措施,遏制了祁连山生态环境进一步的恶化。
认同媒体在环境保护社会运动中的推动作用
媒体曝光不法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让民众知情,有利于提高民众的觉悟,调动起民众积极参与环保工作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政府和民众合力迫使违规违建企业停止对环境的破坏。同时,媒体采取跟踪报道、深度报道、连续报道等形式进行宣传,能够对环境问题的妥善解决起到促进作用,也使民众看到了希望,特别是看到了事件处理的结果。祁连山环境保护事件多家媒体多角度地刊发一系列文章,不仅使恶化的生态环境暴露了出来,也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
作为媒体特别是党报,要有“绿色担当”,有责任有义务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作为己任。在祁连山环境保护中,媒体特别是甘肃各级党报都能够把祁连山环境恶化程度及采取的应对补救措施等稿件,放在报纸的醒目位置,用头条或较大篇幅进行连续性跟踪报道,使祁连山生态保护的宣传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环境保护理念因媒体的推动而深入民心,提高了民众对于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认识,进一步助推了祁连山地区的环境保护。
媒体特别是党报的影响力绝对不能轻视。民众遇到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如何办?用媒体报道的方法去处理问题,很有可能是大多数民众的选择。在祁连山环保事件逐一披露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民众加入到反映环境污染问题中来,形成了良好的社会监督体系,达到了保护环境的目的。
认同媒体在集体认同建构过程中的作用
借助尔文·戈夫曼的框架分析方法,对事件每一阶段的认同建构过程进行分析。尔文·戈夫曼的框架分析方法认为:所谓框架是关注人们在生活中如何建构社会现实这一问题的理论工具。
在探讨媒体对环保事件中社会运动集体构建的作用时,本文从媒体框架和受众框架入手进行分析。媒体是人们在信息获取中所采用的渠道、工具、载体、技术手段或者中介物,是实现信息从信息源传递到受信者的一切技术手段。媒体框架(mediaframes)指的是一种认知结构,能影响一个人对议题或问题的感知,甚至终极的判断。受众框架决定了受众愿不愿意接受和怎样接受媒体的报道,它影响着受众对客观现实和媒介现实的理解与认知。这两个框架相辅相成,媒体在两者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并为两者之间的互动提供平台。
如何认识环保事件中社会运动集体构建中的媒体框架,我们以《中国新闻周刊》杂志的报道为例。杂志在2017年8月8日的报道中指出,祁连山经历了近40年的大规模开发,加之矿山开采、水电开发造成的破坏仍未完全恢复,过度放牧仍然比较普遍,部分区域生态退化,导致地表温度及土壤温度升高,进而使多年冻土退化。文章还称,采矿对祁连山生态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矿石挖掘过程产生的灰尘降低了冰和雪的反射率,加快太阳辐射能量被雪层和冰川吸收,使祁连山千年冰川慢慢消融。
“无序的人类开发活动,将使一些动物远离该区域,没有了天敌之后,食物链底层的生物将对草场构成严重威胁。”报道中还阐述道:通过几位记者专家的实地科研考察,发现祁连山多年冻土出现了热融滑塌现象,导致地表土壤碳氮含量损失高达10%~30%。“这就意味着祁连山多年冻土滑塌区地表土壤养分减少,影响植被生长状态,牧区受到破坏,生态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新闻周刊》的这一观点,分析到位,有理有据,得到了多数媒体的认同,助推了媒体框架的产生。
作为环保事件中社会运动集体构建中的受众,在祁连山生态遭破坏的半个世纪中,只知道祁连山可以给他们带来财富,并没有考虑到祁连山河道生态环境和水环境安全。仅以永昌县境内为例,就有西大河二级水电站、石梯子渠首、军马二号水电站、兆田煤矿、马营沟煤矿6号、兴安煤矿、宏兴煤矿、鑫盛隆煤矿、宏达煤矿、头沟大坂煤矿、下泉沟煤矿9号、新城子镇煤矿、顺发煤矿、泰鑫矿业南泥沟萤石矿等多处水电站和煤矿,当地百姓多年来以此谋生。
值得注意的是,在落实禁牧限牧政策的同时,很多牧民生活无以为继,导致牧民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理解不配合。
通过多家报纸一次次深入的报道,当地群众逐渐认识到了祁连山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对国家的环境整治工作开始理解和配合,受众框架由此产生。山丹马场就进一步规范和强化保护区管理具体事宜发布了公告,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丹马场范围内所有旅游景点均停业整改,禁止游客、无关人员及车辆进入保护区;民乐县出台了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全面做好祁连山生态保护工作实施方案;肃南县建立了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工作方案;乌鞘岭保护站将继续把森林防火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严格责任制落实、严管火源、严防森林火灾,确保林区资源安全;张掖临泽开展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祁连山保护区核心区农牧民搬迁工作进展顺利;草原禁牧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推进;甘州区积极开展“祁连山保护区管理条例”宣传工作;青海德令哈市积极推进祁连山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建设;甘肃省检察机关全力保障祁连山生态环境建设、专项监督助推绿色发展,反渎办案“剑指”破坏生态。
本文对媒体框架和受众框架在“祁连山生态保护事件”中的集体认同建构过程进行了分析,媒体在其中的作用由此窥见一斑。综上所述,媒体在社会运动认同建构过程中主要起到聚集与议题相关的人,通过专题、报道、链接、宣传等多种形式,将各种相互联系的因素结合起来,一并传递给受众。受众既有的认知结构与这些相互联系的因素实现重合,并因此而唤起民众与祁连山环境保护运动相关的集体记忆,受众通过媒体被聚集,从自己的视角声援这场运动。
(作者单位:巩英洲,兰州文理学院;瞿琦,白银日报社)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资源型城市构建政府企业和社会三位一体生态文明制度框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BKS054。
参考文献
【1】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尔文·戈夫曼.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M].冯象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张克旭,臧海群,韩纲,何婕.从媒介现实到受众现实——从框架理论看电视报道我驻南使馆被炸事件[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2).
责编/李德金
来源:《中国报业》杂志2018年11月(下)P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