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电影的卡通化内容叙事消解了影片在传播中的许多障碍,在以现代传媒技术为引导的消费社会语境下,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离不开来自受众的“共情”。作为追光动画“新文化”系列的第一部作品,《长安三万里》开启了传播中国历史故事和中华优秀文化的新方式。以李白和高适的友情为主线,影片通过大唐诗人互相交错的人生轨迹,展现了一幅贯穿大唐盛极而衰的历史画卷;影片上映首日票房便破亿,创造了三年来暑期档动画电影单日票房新高;同时,影片还先后被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主流媒体报道,形成现象级传播热点。令人惊喜的是,影片以“在场感”活化历史场景,在情感、认知、行为层面分别与受众进行深度沟通,与受众共同参与当代价值观和审美情趣的挖掘与创新,形成了历史题材动画电影的共情传播范式。
一、沉浸式历史空白补缺唤醒情感共情
《长安三万里》以“一本教材书”的内涵向受众书写了一部大唐叙事诗。鉴于史实背景的恢宏画卷,影片重新对高适与李白两位主角的生平事迹进行合理化再创作,不但完成了受众对两位历史人物形象的再次填白想象,也带领受众亲身参与历史故事的追寻,以制造共同见证历史发展的“亲身体验感”,成就时间线上的在场相通,催发惊叹之情、助兴情感“共情”。
1.功成卓越的“高中丞”不免笨拙成才之路。《旧唐书》中对高适评价为“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高适是盛唐诗人的杰出代表,也是名门武将。然而就如影片中其自述的“大器晚成”那般,史载中对高适的描述多集中于其功名成就,而关于其成长经历却留下许多空白。影片为了弥补受众心中的“空白”,特用认读障碍缺陷和“口吃”的方式展现了高适的困境,从开场起便以寻常人的视角作为切入,且穿插安排了少年高适因“口吃”受到玩伴调侃嘲弄的相关情节,还原了幼年时候的高适样态,这是影片在填补历史空缺上为受众带来的惊叹之一。当高适面临“高家枪只知道让你杀敌,不知道如何让你去讨妇人欢喜”时,令当下许多初入社会的青年受众萌生同情。此外,影片还编排了高适抢救险些坠马歌女的情节;然而面对自己的救命恩人,歌女一心只为赶赴曲江宴会,仅存的暧昧气氛以及英雄气概在此也不免遭到折煞,落魄潦倒至极的人物形象一览无遗。若没有电影的虚构,受众恐怕很难看到历史人物高适如此“真实”的一面,也无法亲历其成长蜕变。对此,有网友评论:“半生不顺不自弃”“我们都是高适,天资平庸,相貌一般,无过人之才”。相比史料中记载的“诗人封侯者唯高适一人”,高适一角的不堪一面,反而催发了受众置身历史画卷的切身之感。
2.不羁浪荡的“谪仙人”难逃下落凡尘之困。影片中“诗仙”李白的行踪不定、放浪形骸等情节设定,迎合了人们对李白的固有印象。受众深知李白的高调放浪与英姿帅气,却不知其不修边幅的丑态。影片中高适与李白之间三次不同时期的相处画面,见证了二人的身体从青壮向衰老的共同变化。区别在于,在第三次的相扑竞技中尽管高适年老却强健依在,身心状态不亚于年少时期;而李白早已是一副备受岁月摧残的模样。再结合影片对李白两次入赘经历的细致回顾——从第一次入赘安陆许家前的惴惴不安,再到第二次与宗相国家结亲时的理所应当,李白似乎彻底“堕落了”。这段剧情的再次创作填白,也为受众带来了惊叹之情。当“谪仙”终于被拉下神坛落为凡尘,竟也多了几分不完美的“人气”,与跨越千年而至的受众之间产生了情感联系。
动画电影的创作关键在于视听的感染力,在动画电影市场日益激烈竞争的今天,创作者更需要深刻诠释当代人的生存境况、思想观念、价值情感和审美体验,才能在电影的叙事能力方面更胜一筹。《长安三万里》的出彩之处是透过精湛的动画制作技术为受众还原了某段较为模糊的历史。“真实的”时间与“想象的”时间结合为一个连续体,受众在观影的客观实践中自主联系了自身的情感想象,在自身与电影情节的有机反应中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二、经典形象的“网生代”活化再引认知共情
从富有唐韵风情的场景,到角色人物形象的设计,再配合国风音乐背景,《长安三万里》以民族和时代特有的文化色彩,为受众全面还原唐朝风貌,提供了一场极具中国风的视觉盛宴。一部好的历史影视作品不应仅仅局限在对故事传说的简单改编,或是对传统元素的简单堆砌;应在保持经典文化精神内核的基础上,让经典融入时代语境,以符合现代人审美品位与认知的方式做到影视作品的“形神”兼备。面对一批批随着互联网发展而成长的年轻受众,《长安三万里》在刻画经典人物时,以时下网络风尚带着受众踏上传统经典的“考古”之旅,成就了历史与现实在空间上的“在场”相融。
1.贴切后人眼光的人物形象建构。当历史人物从古典的唐俑造型中走来,面向“网生代”群体时,他们的面貌气质又该发生何种变化?“在消费文化影像中,以及在独特的、能直接刺激身体和产生审美快感的消费场所中,情感快乐与梦想、欲望都是大受欢迎的”。对于将视觉享受追求作为文化接受基本诉求之一的网生代受众,电影作品以文化消费为主导,在对源文本进行重新演绎中首先考虑如何刺激受众的视觉感官。《长安三万里》中较为精彩的部分是两位主角赤膊打斗的场景——前期的二人尽显完美身材,举手投足间的阳刚之气构成“型男”的体态标准,满足了受众对于“偶像”外观的追求与窥视欲望。尽管在后期李白面临着身材走样的危机,然而这样的形象依旧没有偏离剧情发展与受众的跟踪目光。如此刻画两位主人公,是对剑客、武将以及诗人形象的颠覆与再创作。经过动画的戏仿之手,李白和高适的形象开始接地气、入人气。
2.现实主义的社会主题凸显。在高适成长成才的路上,免不了接受来自家族、社会的外在严格规训。《长安三万里》所展现的高适是一位无懈可击的完美人物,而他的成功足迹却能经得住推敲与追溯。高适成功疏解当下青少年自我认同的焦虑感,展示了青年一代如何追求自我提升的途径,更是回答了如何通过艰苦奋斗实现人生价值的问题。他的形象随着受众的期望目光不断养成,准确呼应与演绎着“后生可畏”的含义,即使是在千年之外依旧能够穿越屏幕与时代精神同频共振。反观李白,他是商贾之后,在当时属于下等出身。在他身上,受众看到了现代性社会发展下个体化发展以及集体意义枯竭的迹象。李白从不为稳定化的社会关系以及固定化的生活模式所羁绊。李白的经历折射出了现代青年人的不少窘境,包括求职时产生的无力感,价值迷失以及自我认同的缺失等。面对人生的诸多挑战与机遇,李白动态地自主规划与自我改造,不管是痴情于诗作、奉承朝廷、入赘豪门还是寻仙问道都是其不断实现自我的有效途径。在如今倡导多元化体验、多元化生活经验的“网生代”群体面前,李白是具有多种兴趣爱好,且有着较强跨界整合能力、适应能力以及快速学习能力的复合型多元化成长个体,因此他也成了当下“斜杠青年”的缩影。
三、参与式古今生动对话造就行为共情
《长安三万里》不仅是面向过去的文化记忆,同时以古今之间的交互性带来文化记忆增殖,使得影片内容具有更大的现代性张力,其中提到的48首唐诗,为受众创造行为上的共同语境。一时间,大人孩童影院背诗的有趣景象成为潮流,受众在同一时空场景下基于影片中的诗歌文化趣缘进行交往,以共有的文化记忆凝聚起共同的行为方式。
1.数字时代的文化美学会通。在美感的形成中,需要结合物象的细致刻画以及精神意向的营构,“方能实现跨越个体肉身的审美感知,进而使人获得精神上的超阈意象,进入纯粹的美感世界之中。”在《长安三万里》中,48首唐诗跟随动画技术形成诗意的文化符码,以强烈的视听刺激直达受众感官,并以行为的能动性扩展最终抵达受众内心,实现传统文化与精神的触动与感召。《长安三万里》以“诗”为载体,通过画面演绎扩容了美学意义,尤其是诗歌的全方面吟诵,使得受众能够体会到数字时代传统文学文本样态的多维度特点。例如,在全片的高潮段落,《将进酒》用视听语言重新演绎李白徘徊入仕与修仙之间的复杂心境;受众随着画面中的一只仙鹤飞越瀑布,冲向无尽的天际银河,来到天宫与神仙交杯换盏??受众以“想象式”的身份亲临,突破历史代际的区隔,完成基于共同行为下的影像重构,帮助生成新的诗歌意象。唐诗的魅力被充分呈现,影片带着受众深入古籍的创作源头,从诗人本身境遇出发探寻唐诗创作背后的故事,将静态的、险遭沉寂的古代文学转化为一部活的当代人生样本;探其根源,追其发展,通过诗人经历、时代流变等多样维度的画面呈现阐释着经典文化在现代的传承展演。
中华文化历经几千年的积淀,凝聚着整个民族无穷且深厚的智慧。在文化传播较为碎片化的新媒介数字语境之下,《长安三万里》帮助受众跨越浅层式的文化观赏状态,逐步形成完整深刻的文化认同。尽管影片为了播放效果在史实还原以及人物个性刻画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失真、夸张、戏剧化,但在艺术审美重构、文化传承会通以及解救大众于快感消费的陷阱等方面,实为开辟了影视作品创作的一个较好示范。
2.社会生活的角色增容再造。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认为电影界也能孕育狂热的“使徒”,她分析了依托于影院形成的文化认同和对电影艺术短期的迷恋行为,受众通过接受影院的“催眠”短暂获得与现实生活相隔绝且不受外在条件限制的“脱域”快感,一定意义上映射了一种逃避主义。相反的,数字媒介环境赋予了受众一种根植于文化能动性的观影行为逻辑,这是有别于影院时代的文化认同行为,也帮助电影受众身份角色重新建设。受众不再仅仅是电影内容的狂热“使徒”,而是逃脱“使徒”群体的规则,以入世之态看待电影的内涵。《长安三万里》试图让受众理解这样一层含义:无论是一千多年前的诗坛领袖、政治精英,还是现代社会中正在不断拼搏的青年一代,都需要面对和思考同样的问题——如何在困境中坚定自己的选择,如何在选择中成就自我。随着影片的热映,关于主题、剧情以及角色的争议也纷至沓来。观众围绕着影片内容,已在网络社群中形成了各自的争鸣之势。个性化的审美方式使得受众无需再为一部电影的“标准答案”而发愁,也不必刻意寻求“使徒”群体的接纳融合。
盛唐涌现出的李白、杜甫、王维等诗人,共同开辟了一个气度恢宏的诗歌黄金时代。这些引领风骚的人物,他们的魅力既属于个人,也属于一个时代。而当他们从这一特殊的时代向着今天的受众不断走来时,他们的形象也不可避免融入当下的文化,成为数字时代传播中的不同画像。受众的不断争议为电影内容赢得了更大的文化可见性,与传统影院时代的文化认同固化形成对比的是当代的审美多元性。这种“多元性”将带给受众更具包容性的新社会文化身份,为人们不断寻求社会认同积极创造机会。
四、结 语
当下,受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越发凸显,也逐渐成为影视作品创作的重要依据。传受双方只有在情感、认知、行为三方面均成同频共振之势,才有可能满足精神期待。国产动画电影发展至今,坚持以民族性、传统性、多元化作为重要的创作理念,成为当下受众追寻先人智慧结晶,寻获精神食粮的密钥之窗。一部好的作品应在经典的吸纳与阐释中继续发扬传统文化精神内核,使得传统文化融入新时代语境。从观影体验来看,《长安三万里》的剧情演绎像是中国式的院落,平铺而展;从诗词中满溢出的唐风唐韵,令人神往;影片对史料的真实考究,更展现了中华历史的经典之美。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国家《“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更把以动漫“讲好中国故事”作为文化产业供给的重点规划。在热度不减的发展背景下,中国动画电影既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又要深入大众的消费心理和审美心理,生产出能满足大众精神需求以及呼吁大众理性回归的作品。如何发扬传统文化在动画电影中的优势,寻求商业属性与价值言说同行,并扩大国产动画电影在讲述真实历史故事时的传播力,是当代电影行业的艺术使命。在此,《长安三万里》率先走出一步。
(作者王梦凡系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实习研究员,作者方立明系温州理工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本文刊发于《传媒》2024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