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报业改革已经走过了40年。40年的报业改革波澜壮阔，虽然其中有起有伏、有顺有逆，但总的趋势是在党的基本方针的指引下，随着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深入而不断推进，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与经济体制的改革不同，我国的新闻改革是从微观的新闻业务改革入手的。新闻报道是新闻改革的排头兵。虽然与报业经营管理的不断突破相比，新闻报道的改进略显迟缓，但总体来说，新闻报道的改进仍然可圈可点。

　　40年报业新闻报道的改革，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在新世纪以前，在不突破当时新闻体制的框架下，新闻报道依靠观念的引领，使得报纸提供信息的功能不断扩展和完善。进入21世纪以来，新闻体制改革对新闻报道突破题材禁区，参与社会民主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技术、社会、资本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也使近年来的报业新闻报道展现出新的面貌。

　　一、拨乱反正，高扬“新闻规律”的旗帜（1978—1982）

　　我国的新闻改革是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的。在新闻改革的最初5年里，经历“文革”浩劫的新闻界，在思想上拨乱反正，回归1956年新闻改革的传统，重新举起新闻规律的大旗。

　　对新闻报道的反思，体现在批判林彪、“四人帮”假话、大话、空话的恶劣文风与“报纸杂志化”“新闻文章化”的错误倾向，强调报纸要回归“新闻纸”的本来面目。具体来说，就是要求新闻要真实、全面、客观、公正；新闻要短、快、新；新闻要用事实说话；新闻要有抢有压；新闻要满足读者需要，要具有新闻价值。1979年8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了一条短消息《上海一辆26路无轨电车翻车26个乘客受伤》，突破了灾难性新闻不能上党报的禁区，成为“文革”之后社会新闻复出的标志。此后，社会新闻开始登上报纸。

　　总的来说，学术界和业界在这一时期的改革探索并不包含任何新的思想和内容，更多是恢复实事求是精神和优良的新闻传统。但正如笔者在《15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中所言：“新闻规律究竟有多少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观念：新闻传播也是一门科学，不能随心所欲，更不能胡作非为。这才是此期间的全新观念。”

　　二、信息观念引领，新闻报道多样化（1983—1992）

　　在1978—1982年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我国传媒真正的新闻改革从1983年开始，伴随着“信息”这一概念引入新闻界。《人民日报》1984年4月23日二版《我国城乡信息网络在形成》这条消息的导语中指出：“我国开始兴起信息热。”[？李良荣：《信息热和新闻改革》，《新闻大学》1984年第1期。

　　]“信息热”的出现是因为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得人们相互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社会对信息的有效需求越来越高。而当时我国传媒业仍以单一的宣传功能为主，无法满足社会对信息的巨大需求。“信息热”的出现在学术界掀起了关于报纸“新闻与宣传关系”的大讨论，最终学界和业界在讨论中取得共识：不同媒体虽然具有不同的功能，但就整体而言，新闻媒体是以向社会传播信息作为其生存依据的，传播信息是新闻媒体的第一功能。

　　信息概念渗透到新闻业的方方面面，大大解放了传媒生产力，这一时期的新闻报道从内容、报道方式到文体都展现了新的面貌。

　　（一）媒体结构改变

　　报业掀起了创办信息报纸的热潮，尤其表现在创办经济信息类报纸。1982年，我国经济类报纸只有13种，到1984年就增加到了73种。具有代表性的有《经济日报》（198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创办的《市场报》（1979年10月1日）、新华社创办的《经济参考报》（1984年）等。

　　（二）新闻内容的改变

　　新闻成为报纸版面上的主角，改变了过去报纸的主要内容都围绕宣传的模式。新闻当中，经济新闻成为主角。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市场动向、供需变化的信息。为了增加报纸的信息量，报纸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提倡写“短新闻”，当时许多报社都立规定：没有特殊情况，一版要闻不少于20条，二版本地新闻不少于25条，各地报纸还经常开展短新闻大赛。二是扩版。20世纪80年代中期，报纸开始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扩版。1986年，《新民晚报》从6个版扩大为8个版，《广州日报》在1987年扩为8个版，这一浪潮不久又席卷了地市一级报纸。到1991年越来越多的报纸扩大为8个版。

　　（三）新闻报道方式日益丰富

　　客观性报道重新得到肯定和提倡。信息传播要求传播者价值中立，尽可能及时、准确、不偏不倚。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前瞻性报道、解释性报道、大特写盛极一时。前瞻性报道是对即将发生的重大新闻的预测；解释性报道强调发掘“新闻背后的新闻”，把握各个事件的内在关联，比如《人民日报》全方位地报道我国改革形势的《中国改革的历史定位》、新华社的《上海在反思中奋起》等。大特写是从多个视角呈现新闻事件的全貌。这些报道形式都是信息传播的自然要求。

　　会议新闻报道的改变也是这一时期的一大突破。过去媒体上满版“文山会海”，会议报道就是按照会议程序来写。到了80年代后期，“跳出会议抓新闻”，抓住会议中受众感兴趣的信息写会议报道成为会议报道新模式。

　　新闻写作的结构和形式也有所突破。自由式、并列式、“金字塔式”等代替了“倒金字塔式”的一统天下；散文笔法、特写手法、白描手法等代替了带有八股腔的枯燥写法。短新闻、一句话新闻、新闻故事、特写、现场速写、工作札记、读者信箱等报道，在中央与地方的报纸、广播中争奇斗艳。

　　（四）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得到重新肯定

　　批评性报道成为新闻报道的亮点。一些媒体突破固有报道模式，点击敏感话题，产生了诸多经典案例。当时有两个事件曾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一是1985年2月28日《蛇口通讯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这是同级报纸公开点名批评同级第一把手，该事件在党报史上前所未有，引发新闻界强烈关注。二是1987年的大兴安岭特大火灾。火灾发生以后，中央各大媒体记者赶赴现场，在实地采访中揭开了火灾的内幕，特别是《中国青年报》刊载的《红色的警告》《绿色的哀叹》《黑色的沉思》系列报道，突破了国内长期以来存在的灾难报道中的英雄赞歌模式和报道套路，成为灾难报道的传世佳作。[？李良荣：《新世纪的探索——李良荣新世纪新闻学研究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此外，这一年还涌现出了《关广梅现象》《命运备忘录——38名工商管理硕士（MBA）的境遇剖析》等优秀的长篇通讯，使1987年被业内称为“深度报道年”。

　　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使得新闻业重新反思，新闻体制改革不应超越政治体制改革，贸然向前。1989年党中央工作会议重新确立了我国新闻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新闻宣传在政治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新闻报道必须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不断提高舆论引导艺术。舆论引导成为中央在思想宣传领域的主导性理念，并成为今后我国新闻报道始终坚持的一条重要理念和指导方针。

　　三、受众本位，新闻报道大众化（1992—2002）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的召开确立了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1993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速发展第三产业的规定》，正式将报刊列入第三产业，中国新闻传媒业也开启了市场经济之路。这时期新闻改革在观念上面的重大转变是对新闻商品属性的重新认识与确立，认可新闻业具有意识形态和信息产业的“双重属性”。这一转变突破了学界、业界一直以来将新闻事业看作单一的上层建筑的传统观念，为新闻事业的“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提供了理论支撑。传媒业开始理直气壮地走向市场。

　　新闻媒介一旦在经营上走向市场，竞争立刻在新闻市场上展开。竞争的直接目的是争夺受众，最终目的是争夺广告，受众的地位得以空前提升。新闻报道在坚持提供信息为首要功能的基础上，总体上表现出追逐大众趣味，更加通俗化、大众化，新闻传媒成为老百姓生活的必需品。大众传媒社会逐渐成形。

　　新闻报道以受众为中心，突出表现在新闻产品多元化。报业结构从传统的党报为主的单一结构逐步形成党报、晚报、都市报、各类专业报并存的多元化格局。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晚报十分活跃，“当日新闻”“文化新闻”“体育新闻”和“社会新闻”是晚报的四大“当家花旦”。娱乐新闻成为许多媒体走向市场的当家品种。90年代中后期，都市报崛起成为更为彻底的平民化报纸，将民生新闻推向繁荣。由于新闻媒体已经意识到新闻竞争即信息之争，为抓住读者，报纸在实践中延续了80年代扩版的做法，特别是都市报力求办成“信息超市”，一般都在40版以上，甚至上百版，形成了新闻史上独特的“厚报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厚报”因为信息不充足，同质化非常严重，也常常出现“千报一面”的现象。

　　随着报业竞争加剧，在综合性大众报纸的基础上，逐渐分化出众多走市场化道路的专业报纸，新闻报道从“雅俗共赏”走向“雅俗分赏”。随着大批公司上市，证券交易活跃，财政金融报道备受关注，以《中国经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三大周报为代表的财政金融媒体对推动财政金融报道发挥了重要作用。90年代中期，国际新闻异军突起，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一批周报对国际新闻的深度报道受到格外青睐。体育类报纸如《南方体育》《21世纪体育》以更加专业的视角对体育新闻进行深度解读。进入21世纪，消费娱乐成为时尚，针对城市年轻白领出现了特有的娱乐报纸，21世纪初上海最“火”的报纸是娱乐报纸，如《申江服务导报》《上海星期三》和《上海壹周》等吸引了大批青年白领。

　　这一时期的报纸深度报道以调查性报道最为典型。90年代中后期，深度报道呈现出“北央视、南周末”的格局。报纸中《南方周末》的舆论监督基于平民视角，通过“揭黑式”的调查性报道，深刻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正如有学者总结道，《南方周末》通过提供深入和全面的公共事务报道，尤其是调查性报道，从而在更彻底的意义上告别了“真理报模式”，而且集中呈现了20世纪末中国报纸所具有的良知、勇气、水准和创造力。

　　在文体和表现方式上，报纸视觉化因素越来越突出，图片新闻越来越多，出现图表新闻等新形式。文字消息越发短小精悍，大量运用标题新闻和集纳。基于普通读者视角的大特写、速写新闻、体验式报道、精确性报道、连载新闻等报道形式从“读者本位”出发，大大增强了新闻报道的趣味性、文学性和知识性，满足读者的娱乐和信息需求。

　　新技术方面，中国媒体初次接触互联网，报纸纷纷推出“网络版”。不过这一时期的网络报纸，依然延续传统报纸的形式和功能，大多是将报纸新闻“平移”到网页上，相当于读者通过计算机屏幕读报。1993年《杭州日报》首发电子版。1996年《人民日报》综合数据库国际平台开始运行，读者可以在互联网上阅读当天出版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市场报》的全文和部分图片。2000年《拉萨晚报》以独立域名上网。至此，我国内地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都有了新闻媒体网站。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央到地方各级新闻网站陆续建立，初步建构起中国互联网新闻传播的基本格局。

　　四、以人为本，新老媒体共建舆论新格局（2002—2012）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改革开放从经济领域扩大到政治和文化领域。党的十六大以后，“以人为本”成为党的执政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强调扩大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开启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新时代，大众传媒是保障公众知情权和表达权的重要载体，新一轮新闻改革也拉开帷幕。与此同时，新闻界自身也开始反思90年代媒介商业化过程中带来的诸多问题，2003年发生的繁峙矿难中的“金元宝事件”引起了学界和业界对“传媒职业道德与职业规范”的高度重视，在围绕“新闻专业主义”讨论中，学界和业界呼吁新闻工作要坚持“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则，减少市场化对媒体的影响，实践媒体的社会责任。

　　在“以人为本”理念指导下写就的新闻报道，折射出尊重公众知情权的强烈意识，为公众及时、充分地提供重要信息成为报道的要旨。危机报道和突发事件报道成为这一时期新闻报道的一大亮点。其中2003年“非典”报道、“孙志刚之死”报道成为这类报道的经典之作。前者使得全社会意识到隐瞒信息的危害，加速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进程，后者使饱受诟病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危机报道和突发事件报道阻力重重，但总体上已成为常态新闻报道，并逐渐走向成熟。2008年汶川大地震，新华社在震后10分钟第一个发出快讯，中央和地方媒体及时跟进，有113个国家和地区的298家电视机构转播或部分使用了央视的节目，中国传媒业掌握了赈灾报道的主导权、话语权。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社，对抗震救灾中及时发布灾情及救灾的新闻报道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还特别强调“要形成制度长期坚持”。

　　“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新闻报道中还体现在报道重心向民众倾斜，宣传报道更“接地气”。民众的心声和诉求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反映。2003年，重庆一位农妇向温家宝总理反映丈夫2300元工资被拖欠的情况，直接促使重庆市开展百日欠薪大检查活动，也引发了媒体持续不断的讨薪报道。《宁夏日报》刊载的、揭示特定主体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而受罚的事实的报道《中铁三局丢了宁夏市场》，获得了第十六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2003年党中央提出新闻宣传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这一时期的典型报道加大了对公众身边普通人的报道力度，“劳动者之歌”成为新闻报道中的重要旋律，具有道德楷模意义的而普通人成为媒体的经常报道对象，报道方式强化了细节和情感的处理，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通讯《百姓心中的丰碑——追记公安局楷模任长霞》以及关于许振超、王顺友等人物的一批典型报道，产生了相当不错的传播效果。

　　从新闻报道的表现方式上来看，新闻时评渐成气候。《中国青年报》“冰点”开风气之先，在全国首辟“时事评论”版，随后各晚报、都市报纷纷开始时评专版。专题栏目成为新的报道特色。2008年“两会”期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央媒体都陆续推出“两会特刊”，成为之后两会报道的惯例。追踪式报道关注在国内外焦点事件，对其发生、发展和变化过程的事态进行连续报道，常用于对危机事件的报道。2005年后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兴盛，专业财经类报纸在报业市场上独领风骚，精确报道被广泛采用。

　　与过去新闻报道改革主要靠观念直接推动不同，这一时期体制的确立完善与网络舆论影响力的扩大对新闻报道产生重要影响。SARS等重大事件以来，政府先后制定、修改、颁布执行《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使得在重大事件面前，信息公开是正常，信息保密是例外，从而使新闻工作者在实施舆论引导、舆论监督的过程中，有了法律保障。

　　2003年开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作为相对开放的公共平台，在社会谏言、行政监督、舆论推动方面逐渐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一方面，新兴媒体在社会突发事件中扩展了新闻报道的消息来源，使更多社会公共事件进入媒体报道议程中。另一方面，传统新闻报道对焦点事件的新闻报道也为新媒体平台讨论设置议题，网络舆论短期的强大力量促使传统媒体通过深入调查、追踪报道接近事件真相。网络意见与传统媒体意见经历了从“各自为政”到相互协调、良性互动的阶段。新老媒体的互动推动公共讨论的深化与社会建言的发展，造就了舆论引导的新格局。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网络意见与传统媒体意见都对地震涉及的许多子议题展开了较为充分的讨论，譬如对校舍建筑质量、民间慈善组织的建设、红十字会善款的使用等问题的探讨，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官方较为积极的回应。

　　互联网的影响还体现在，21世纪以来报业为应对互联网的挑战，加快了电子化、数字化进程，积极开展媒介融合。传统新闻媒体网站的内容开始由报纸的网络版变成独立的新闻网站，并提供各种互动和服务的信息内容。国内报业网站以新华网、人民网为代表品牌，其网站内容磅礴、消息快速、评论犀利尖锐。此外，手机报、数字报刊等形式也被广泛采用。手机报多采用彩信模式，以发送短信新闻和图片为主进行信息传播。数字报纸则实现了电子报纸与印刷报纸完全一致的页面，在网络上可以像印刷报纸一样翻阅。2008年，全国15家主流报网“改革开放30年，那些人，那些事”的报道合作，作为报网联动的一次成功尝试，在三个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其一，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对改革开放30年里不可被遗忘的人和事具有一定的系列报道；其二，异地媒体围绕重大主题，分别采访经过筛选的、当地的那些人那些事，报网同步发布，形成集束效应；其三，受众在媒体的此番合作之举中得到更大程度的满足。这一案例也说明：网络传播时代，媒体之间在竞争的同时，还可以通过合作将新闻报道做得更好。

　　五、新闻报道的全媒体转型（2012年至今）

　　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正深刻地改变着中国新闻媒体的行业生态，传统报纸正面临着深刻危机。互联网信息及时、海量、互动、个性化、多媒体的传播优势，连电视、广播都自叹不如，更遑论报纸，尤其重大事件一经发生，公众甚至可以直接通过现场网友上传的一手图片、视频了解事发地的真实情况。作为纸质的报纸迎来了“最坏的时代”主要表现在：

　　1.报纸发行量逐年下降，读者流失严重，大众新闻信息获取向移动端转移。调查显示，2010—2015年报纸在城市居民总体中的日总到达率已经从65.1%下降到37.5%，截至2016年6月，手机端网络新闻用户规模为5.18亿，占移动网民的78.9%。此外，报纸读者群的老龄化趋势也有所加剧，目前还在读报的多是上一代已经养成读报习惯的中老年人，拥抱新技术的年轻人已经基本抛弃了报纸，投入互联网的怀抱。

　　2.报纸经营遭受“断崖式下滑”。读者流失导致报纸发行量逐年萎缩，2015年全国各类报纸的零售总量比2014年下滑了41.14%，都市报类下滑幅度更已达到50.8%。报纸广告自2012年开始连年下降，2015年与2011年相比累计降幅达55%。发行和广告的双双下滑使得报刊经营步履维艰，停刊和休刊已经成为传统报刊行业的一种“常态”。

　　3.报业人才流失加剧。专业媒体人的出走现象更加剧了行业的焦虑和不确定性，胡舒立曾用“十字路口的中国新闻人”来描述当下中国新闻人的职业状态，认为一部分比较出色的记者编辑离开专业岗位，下海创业极有代表性也有带动性，而且，现在正以加速度的方式，推动媒体人的创业潮。

　　面对互联网的挑战，过去报纸的做法通常是将新闻内容平移、嫁接到互联网上，和网络、手机等新闻媒体分享信息；借助互联网的互动性、即时性、参与性、开放性，以弥补传统报纸在这方面的弱势。但是说到底，这些只不过是内容的平移，报纸外延的扩展，并没有改变报业内容本身，也就是“报纸+互联网”。近几年来，许多报纸采用“网络优先”的战略，甚至直接放弃纸质版，以“两微一端”（微博、微信、客户端）为主阵地，在新闻生产这一核心领域进行全媒体转型的探索。2014年以来，中央通过多份文件通知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型媒体融合发展，以建立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为报业的全媒体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宏观上看，新闻报道方式正在转变，“中央厨房”、全媒体平台已逐渐成熟。2015年以来，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媒体纷纷打造“中央厨房”式的全媒体发布平台。在运作模式上，“中央厨房”改变了传统的以版面为主导的“记者前线+编辑后方”的作业模式，采用“数据支持+记者前线+可视化融入+极速推广+产品经理统筹”的多线写作模式，进行全媒体形态、24小时全天候的生产，从而实现了“记者一次采集信息、厨房多种生成产品、渠道多元传播给用户”。这种报道模式试图整合内部资源力量，打通内部不同传播介质的界限，实现传统媒体内容生产者与新媒体内容生产者的连接，建立不同业务单元之间的有效沟通与协调，全国多家报业集团都已经尝试这一模式。

　　媒介融合的报道模式使新闻报道展现出新的面貌。首先，新闻报道的信息量和时效性都较过去任何时期极大地扩展和提升，新技术助力下的突发事件报道更加及时、准确，人们离“天涯共此时”的梦想更近了一步。2017年8月8日21时19分46秒四川省九寨沟县发生里氏7.0级地震。由中国地震台网机器人自动编写的一则新闻《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7.0级地震》，花费25秒完成，共计540字，并配发4张图片。地震发生后，上海报业集团澎湃新闻启动了“澎湃直播：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7.0级地震”的专题直播，在8月8—9日内按事件进展时间线播发消息26条，其中8日22∶10至24∶00播发消息23条，平均每条更新耗时4.8分钟。

　　其次，新闻产品形态多样，“一次事件，多种呈现”。以图像、视频为主的融合新闻报道成为主体。由HTML5带来的新闻可视化呈现，已成为2015至2016年媒体行业重要特征之一。基于移动端的互联网直播将视频、图片、文字编码的形式进行融合，可以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现新闻现场的实时状态。虚拟现实（VR）技术在新闻报道中的运用开启了“体验式”新闻消费的广阔前景。

　　报业新闻报道的转型还不断借助“外部”力量。一方面，内容生产商，用户生产内容（UGC）被吸纳进来，与专业新闻生产相辅相成。另一方面，在内容分发上，积极与商业资讯平台合作，实现资讯的“个性化分发”。以今日头条和一点资讯为代表的个性化商业资讯平台，采用“算法分发”模式，精确推送用户感兴趣的新闻资讯。2015年底，今日头条和湖北省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湖北省两百余家报纸、四百余家杂志入驻今日头条“头条号”平台。截至2016年8月，今日头条新闻客户端政务头条号已达到13531个，总体阅读量从1月的1.55亿上升到5.21亿次。

　　全媒体时代的新闻报道，在语言上具有鲜明的娱乐化风格，严肃新闻“软处理”的拓展了时政报道的报道手法。2017年两会期间，中央和地方的主流媒体在对两会的报道中融合了图解、数读、视频、H5、直播、二维码、VR等多种元素，吸引了年轻群体对两会的关注。《人民日报》先后推出了两会版《成都》，动画视频《当民法总则遇上哪吒》，视频节目《厉害了我的两会》，这些融媒体产品用生动、风趣、活泼的语言和形式来表达严肃的新闻，以迎合年轻人娱乐化的信息消费习惯。

　　六、报业的未来发展趋势：从“信息媒体”到“意义媒体”

　　除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传统媒体主导的新闻业态已经被彻底改变，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新传播新格局已经成形。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随着业外资本进入传媒业，传媒体制从过去的国有资本独大转变为混合所有制。第二，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进步，在新老媒体共同组成的格局中，新媒体占据主导地位，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逐步衰退。第三，在新媒体中，民营新媒体占据主导地位，国营新媒体中，除了像《人民日报》这样的中央级媒体，其他脱胎于国营媒体的新媒体普遍影响力较小。第四，全球社会已经进入“后真相”时代，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真实更能影响大众观点。互联网上假新闻泛滥，情绪在前，事实在后；认知在前，真相在后；成见在前，客观在后，新闻专业主义面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大挑战。第五，新闻报道的可视化要素更加凸显，视频新闻逐渐成为新闻报道的主流，“无视频，不新闻”。

　　随着新闻传媒业新业态的形成，纸质媒体进入了“寒冬”。但我们并不认同“报纸消亡论”。同网络媒体所面临的信息碎片化、谣言盛行、娱乐泛化等相比，传统报纸仍有巨大优势。以印刷文字作为媒介的报纸，更适合表达深刻复杂的思想，揭示新闻事实背后的真相。报纸多年来通过提供优质内容建立起来的品牌形象和公信力仍具有重要影响力，新闻界仍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专业记者和精英写手。在当前我国新闻体制下，独家报道权、政策倾斜以及财政补贴仍是报纸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源。

　　传统媒体过去被认为是专门向社会提供事实的机构，改革开放以来，从80年代“信息”观念的引入，到90年代“市场竞争”“受众本位”的凸显，报纸提供“信息”的首要功能被广泛认可，并不断完善。在新的传播格局中，互联网本身便可以满足公众对信息的基本需求，报纸应该转向为社会提供“意义”，揭示新闻现象背后的真相。

　　作为“意义媒体”的报纸，在读者定位上应该回归精英，结构上回到“一城一报”或“一城两报”的基本格局，即在省会、直辖市级城市，报业市场主要由一份党报、一份都市报组成，在地市级城市，基本保持在一份报纸。内容上，报纸要告别简单资讯，专注于对网络信息进行甄别；不断改进文风，使时政新闻更加生动活泼；通过扎实的调查报道解读社会焦点事件，通过综合性报道让人们全方位、立体化了解国内外重大变化。报纸应该追求的目标是以对事件的深入挖掘满足读者，以权威性的解释服务读者，以专业的思想观点影响读者。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未来读报的人将是少数群体，但纸质媒体的影响力依然可以通过新媒体渠道的传播来补充，对报纸的坚持不代表对网络的排斥。报纸在一定意义上将成为读者的身份象征：今天报纸的读者或许是落伍和过时的，但是未来报纸的读者将属于精神上的“贵族”。

　　40年来，中国的新闻业走出了一条从“自发”到“自觉”，从由“观念推动”到“体制推动，全局谋划”的改革之路。新闻改革与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改革同步，不断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站在新时期的路口，可以说报纸正处于“最坏的年代”，但也是“最好的年代”，报纸的未来仍大有可为，充满希望。

　　（作者：李良荣，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袁鸣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