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互联网为主体的新媒体，改变了人们传播和交流的方式，以人为个体链接起来的社会，因为新媒体使得时空与距离压缩，促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本文从传播学角度探讨新媒体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构。

　　【关键词】新媒体  社会关系   传播   社交媒体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个体形成的社会：以媒介为纽带

　　罗杰斯说：“传播远远超出单纯的信息传递和交流：传播创造和维持社会。”人作为社会的动物，是人作为人的前提，人构成了社会，是以媒介作为桥梁而形成的。齐美尔认为，“社会化过程是由个体之间的传播所构成的”，媒体作为传播的渠道将分散的个体链接到一起，相比于传统报刊，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所带来的“社会距离的不断改变”更为明显，使时空距离得以压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不同于以往，一种齐美尔笔下所谓的“稳定的或稳固的”传播正在促成一种新型的文化和社会结构。

　　据统计，截至2019年，全球共有24.6亿人在使用社交媒体。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认为，“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改变了人们感知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也改变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创造出新的社会行为，从而推动社会的变革发展。”

　　传播无论是基于传统媒体或互联网新媒体，其对新媒体下的社群建构主要体现在媒介技术的不断演进。

　　以互联网为主体的今天，人们的生活习惯、人际关系、传播方式逐渐改变，并演变至今成为了人类主要沟通管道，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维持关系的重要传播工具。对于现代人而言，使用互联网已成为生存于这个世界的“与生俱来的技能”，虚拟和现实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却也越来越清晰，这体现在麦克卢汉的“地球村”理论上。麦克卢汉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部落时代（口语媒介）、脱部落时代（印刷媒介）和重返部落化（电子媒介）。认为电力可能会使人的意识放大到全球的规模，“电力媒介将会使许多人退出原来那种分割的社会--条条块块割裂的、分析功能的社会，产生一个人人参与的、新型的、整合的地球村”。人们生存的社会关系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在线上线下瞬间切换，这种O2O的社会关系彼此相互羁绊、相互影响。

　　在这种新型的社会结构中，人和人互动是基础和前提，社会的痕迹通过人际互动实现了人的社会化。诚如米德所认为的那样，“行为是社会的，因为它由另一个个体来解释”，并且，米德采用“角色扮演”这样的概念来分析个体的行为与他人态度之间的关系，也如罗杰斯所总结的那样，“个体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而认识他们自己，他人告诉这些个体他们是谁”。个人与社会的互动是以个人对他人如何评判自我作为基础的，个人同样也在与别人的互动中形成自我的认识。

　　新媒体的使用与身份认同

　　现代社会中，人员流动频率大，例如春节返乡、工作日或学习日进城的农民工与大学生，他们属于城市又不属于城市，他们属于家乡却又不属于家乡。这种局面需要维持他们的自我认同--对家乡的想象，对城市的想象，而媒介的使用则很好地建构起了这种身份感和回忆感。对于农民工而言，进城之后维系自身身份和获得感情慰藉的不是采用熟悉的语言编辑的报纸，而是怀里揣着的拥有海量信息的智能手机。

　　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认为，汽车、通讯设备的出现都会“改变社会组织和工业组织”，帕克在《城市：对于开展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几点意见》中强调，“随着城市的发展，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中，间接关系，或称次级关系已经取代了原来的间接关系、直属关系”。我们可以顺着帕克的这种思路逻辑延伸下去：第一，现今的社会环境较之于帕克的年代更有过之而不及，首属群体的亲密关系更加淡化，而基于首属群体所形成的道德秩序也几乎荡然无存。第二，新的通讯方式或交流手段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之间的关系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得以维系，在此背景下，一种新的道德秩序被建构起来，这种秩序被视为网络空间对社会现实的一种作用。第三，城市生活中交流方式频繁依赖互联网和手机，面对面的交流被跨时空的交流取代，可以说，网络秩序对现实秩序的影响不仅仅是重构，甚至还包括缔造出全新的社会秩序。在互联网时代，人的行为正在受到互联网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认为，网络正在重构人类的社会秩序。

　　互联网时代的交往与共同体建构

　　在互联网时代，个体行为与他人态度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微妙，而其符号化的互动也被凸显得淋漓尽致，如各类“表情包”的使用、以机器为中介进行的人际交流互动等，都不仅仅是个体的行为，更是社会性的行为。米德等学者格外看重“个体基于对象对于他们所具有的意义”，使朋友圈中使用美颜相机的自拍照获得了社会交往层面的特殊意义。

　　共同体是社会建构、维系的基础，一种新的媒介出现，会在某种程度上带来共同体构成方式的变动，因而也会使得这种社会发生某些变化。以微博、微信而言，以兴趣、爱好和职业为依据形成的互粉关系和部落群关系，就是一种新型的共同体建构方式，相比于传统的大众媒介，这种共同体的建构并无二致，有所差异的只是这种共同体从线下走到了线上。因此，杜威不仅认为媒介对于社会的存在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他甚至认为，“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传播而得以持续存在，而且还应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

　　新媒体与社会秩序的重构

　　实际上，对于现今的朋友圈、知乎社群、微信群这类看起来较为潮流的东西，人们并不是那么陌生，在芝加哥学派学者帕克的研究中就有类似的表述，比如，他对4种主要社会进程的区分--竞争、冲突、适应和同化能印证一些问题。当人们将微博作为一种系统时，不同的权力和利益主体为获得意见的支持（当支持和注意力作为一种稀少资源）进行的各类表达，可以被视为所谓的竞争；而不同的粉丝群、兴趣群之间也会针对一些如电影明星等话题进行彼此的勾连，产生交互影响等，可视为所谓的冲突；在中国，一些老年群体开始使用微信甚至使用表情包，这种现象可以视为一种共同文化的形成过程，是代际之间进行交流和共享产生的结果，同时也促成了代际之间的交流和共享。也正因如此，一种被“同化”的现象正在形成，即不同年龄层的新媒体用户在虚拟空间的表达中正在产生着某种趋同现象。

　　帕克将传播限定为“一个社会心理的过程，凭借这个过程，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个人能够假设其他人的态度和观点；凭借这个过程，人们之间合理的和道德的秩序能够替代单纯心理的和本能的秩序”。新媒体的发展使传播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变得更为生动形象，在新媒体社群中，每个人都有其建立的“人设”形象。“人设”源于影视剧、漫画等创作剧本，指的是给剧本里的人物角色制定其性格和特征。在新媒体的传播特质中，“人设”这一概念更加直观鲜明，不仅发生在明星身上，也发生在普通人身上。我们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也有想要塑造的“人设”，社交媒体上任何的发言、转发、评论、照片等都是取决于自我选择。“人设”形象是外界对一个人最深的印象，如在明星出轨事件的新闻中，个体通过对他人观点的判断、假设和其建构出来的“人设”，勾勒和想象一种理想的婚姻秩序和理想的家庭形象，并对某些不道德的现象进行具有倾向性的评判，从而确保一种合理的秩序能够得以维系。相对来说，芝加哥学派带有一定的乐观色彩，他们坚信大众传播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手段。回归到现实语境，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普遍焦虑感、不信任感、危机意识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传播的问题，尽管传播不能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但却有助于此类问题解决的一种方式--至少，人们可以充分发挥传播的作用，以客观的态度面对多变的传播平台，使人们在观看传播平台的各种消息时能树立良好的价值观。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参考文献

　　[1]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2]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M].林荣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赵月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4]R.E.帕克.城市：对于开展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的几点意见[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5]约翰·杜威.民主与教育[M].陶志琼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

　　[6]马歇尔·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精粹[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责编/孙李

　　《中国报业》杂志（2020年1月下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