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年年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公共危机事件再次进入大家的视野。在此次疫情期间，谣言传播现象时有发生，对社会舆论安全造成影响。本文通过梳理公共危机传播的概念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分析本次疫情期间谣言产生的心理原因和媒介因素，并对谣言传播现象进行解析，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危机期间主流媒体要承担信息核实、即时反馈和舆论引导的社会责任。
　　[关键词]公共危机  突发性事件  网络传播  媒体责任     [中图分类号] G20      [文献标识码] A
　　公共危机传播与谣言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以来，公共危机事件再次进入大家的视野。赵志立在《危机传播概论》中指出，危机是一种能够给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带来巨大威胁而具有不确定性、且必须在短时间内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突发性事件。史安斌将危机传播定义为：“在危机前后及其发生过程中，在政府部门、组织、媒体、公众之内和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过程。”在本次疫情危机出现之后，谣言时有发生，让社会舆论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谣言起初被Allport和Postman定义为“缺少具体资料证实真实性与准确性的讯息”，聚焦于尚未得到证实或证伪的内容特点。Kapferer提出，谣言的特征在于来源的非官方性，而非内容的未证实性，指出谣言是“在社会中出现并得到广泛传播的未经官方证实或证伪的讯息”。总的来说，谣言具有内容未证实、传播广泛的特点。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传播门槛的降低，催生了大批自媒体人。自媒体运营者追求信息的时效性，他们中大多数人对医疗、科研等专业性较高的领域缺乏专业了解。此外，与传统主流媒体、尤其是官方媒体相比，自媒体运营者接触到上述领域专业人士的难度较大，获知的信息和事件进展信源并非一手，因此无法保证发布信息的真实性。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谣言出现的原因
　　1.舆论热度与群体恐慌心理
　　本次大范围传播的肺炎疫情，是影响受众心理状态与行为模式的刺激性事件，让受众产生了恐慌反应。这种刺激主要体现在舆论声量和热度上。据笔者统计，2020年1月19日0时至2020年2月19日0时，微博、微信等舆论平台共计10520975条文本信息，将文本中情绪化词语占比较高的敏感信息进行筛选发现，敏感信息为3613465条，占比34.35%，总量和占比在跨度为一个月的舆论事件中是非常罕见的，其重要原因就是网民的恐慌心理。
　　个人或者群体在事件刺激下产生的有关生理、行为、情绪、认知上的焦虑和害怕反应，在心理学上称为“恐慌”。恐慌情绪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会在个体层面产生危害，还会造成群体性恐慌，加快恐慌的扩散和蔓延。在对相关领域的知识没有充足了解的情况下，这种恐慌情绪会不断扩大影响范围。因此，网民很容易相信一些与疫情发展有关的谣言，即使是被辟谣的虚假信息，只要再次出现，仍然会被网民接受。
　　2.自媒体的喧嚣与主流媒体的滞后
　　目前，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传统主流媒体在媒介融合的大趋势下，进入社交媒体领域，开通并运营新媒体平台。事实上，就传播渠道而言，不同于传统媒体信息单向传递的特点，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具有双向流通、互动性强的特性，主体也由单纯的“读者”转化为自主接收与发布信息的“用户”。社交媒体平台打破了传统媒体条块管理的传统模式，以往由不同机构分管的主流媒体进入同一个社交平台，力争形成传播矩阵。然而，部分传统媒体机构对媒介融合理解不充分，缺乏产品思维与用户思维，仍遵循“自说自话”的传统观念，导致传统媒体“渠道失灵”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在这种环境下，用户群体的视听流动性增强，传统媒体原有的固定受众群逐渐消失。因此，当面对“飞机将在全市上空喷洒消毒液”的谣言时，地方主流媒体由于失去部分受众，辟谣效果有限，传播范围较小。为此，主流媒体需要进一步变革，更好地适应社交媒体信息传播的新特点，改变媒体各自为政、无法形成合力的状况。
　　疫情期间谣言传播的原因
　　根据晕轮效应（halo effect），由于谣言所承载的信息本身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与未知性，并且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用户往往掌握的信息较少，因此当信息来源能够给予用户较高的可信度时，个体倾向于忽视对信息内容本身的判断，并且产生主观推断的泛化和扩张，从而在缺少逻辑判断与信息证实的情况下，仅仅凭借对信源的信任而相信谣言内容为真。信源可信度主要由三个维度构成：可印证性，即信源的现实身份、专业性、权威性等是否可以得到确认；交流稳定性，即信源的ID（网名）、信息发布行为、交流频率及其他行为是否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关系亲密度，即信源与信息接收者关系的亲密程度或心理距离。
　　除了信息源作用于信息接收者，信息本身对接收者的风险感知变化同样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彭晓哲等人的研究证实，风险感知对信息传播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对个体情绪具有高唤醒度的信息，更容易使接收者相信信息的真实性，更容易促进信息的传播。根据信息通道的竞争模型，风险感知水平越高的谣言，给予个体的信息量越多，越能促进信息的传播；同时，风险感知水平较高的信息，其具有的信息强度又强化了传播的影响作用。
　　危机中主流媒体的责任
　　1.充分核实充分表达：深思熟虑的责任
　　危机事件由于突发性强、关联性广、公共性高等特点，在报道过程中新闻媒体应当严肃认真、思考周密。新闻媒体的一丝大意，就可能影响到媒介公信力与权威性，就可能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此外，报道还应注意议题的严肃性与人文关怀。如此次疫情传播中，围绕央视对于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云监工”，延伸出大量粉丝文化的内容，通过“助力榜”等功能，鼓励观众为现场的各类施工车“加油”。在“挖掘机天团”背后，包含着人们对夜以继日施工人员的感激以及对疫情的关心，其中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思考也在传统媒体、新媒体和社交网络组成的“天团”中保留了下来。因此， 面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在时间紧、压力大、非常态的环境下，新闻媒体必须时刻以大局为重，重视社会价值和大局意识，准确高效地对危机事件进行报道。
　　2.及时准确反馈信息：遏制谣言的责任
　　危机事件，特别是重大突发社会公共危机事件，其影响范围及群体往往具有广泛性，因此，民众对危机事件的实际状况和进展有强烈的信息需求，这就要求新闻媒体及时报道危机事件的准确情况，第一时间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危机事件爆发初期，公众由于缺乏确切的信息，整个社会会弥漫一种恐惧茫然的情绪。如果此时新闻媒体对于危机事件报道不及时，公众可能会转而采信社会上流传的各种谣言，导致谣言的滋生。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各类媒体纷纷意识到信息传播的重要性，通过微信等平台对疫情相关信息进行全天候的实时发送，充分运用新媒体，发挥媒体矩阵的作用，实现信息报道即时公开。
　　3.客观性和立场性结合：引导舆论的责任
　　危机事件由于具有强烈的破坏性和广泛的公共性，在危机事件爆发伊始，社会公众由于对危机事件有天生的恐惧心理，往往自发地对事件的原因和影响进行主观臆断和盲目传播。若缺少相应的引导，不实言论将导致群体恐慌，甚至会引发群体极化现象。危机传播中需要主流媒体发出声音，在坚持客观报道的基础上，倾听受众声音并与受众互动，掌握社会舆论的主动权和引导权，致力于引导和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舆论氛围。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基金项目：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社会化媒体视域下北京市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规律与控制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18YTC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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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报业》杂志（2020年3月下刊)
 

责任编辑：陈沁 审核：戴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