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阅读

　　凡改革必然付出成本，应正视改革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去适应媒介格局变化，以创新性的主动应对为驱动主轴，以职业伦理支撑新闻供给侧改革，才能保证新闻行业的有序运行。

　　作为新闻人才培养的供给侧端，高校应及时精准把握行业对人才需求变化的趋势与特征，以传媒市场变化为“驱动主轴”进行人才培养理念和机制的调整，以实现新闻传播人才供需契合的常态化。

　　新闻生产无论怎样改，它服务于人民和社会进步的属性是不能改变的。因此，社会的需求，人民的需要，呼唤着新闻人应该尊重职业伦理主导方向，这一点应该有清醒的行业意识。

　　不要算计新闻行业何时将失去何种媒体，而要着意于创造新的供给方式和新的产品，以及新的行业价值观，这才是合乎逻辑的职业伦理体现，才不会在此起彼伏的媒体启闭、岗位轮替中失去自我意识。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供给侧改革”经济发展新思路后，各个行业都开始进行调整和改革，作为文化产业的新闻行业也不例外。为应对媒介格局的深刻演变，新闻业在体制转型、采编流程和供给渠道等方面不断进行路径探索，并取得一定成绩。同时，数字时代背景下的新闻改革，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供需错位、伦理失范、职业分工界限模糊等。针对改革进程中出现的资本、人事、制度等变化，以及对媒体融合所持疑问态度，业界需要意识到，时代否定的只是传统的、落后的信息生产方式和产品形态，并不是新闻产品以及新闻行业本身。凡改革必然付出成本，应正视改革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去适应媒介格局变化，以创新性的主动应对为驱动主轴，以职业伦理支撑新闻供给侧改革，才能保证新闻行业的有序运行。

　　优化要素配置，新闻供给侧改革方能自洽

　　新闻生产供给侧改革，也是经济改革在传媒领域的概念延伸。传播场域在互联网和数字媒体的发展下正在重构，话语供求关系发生反转，需求侧和供给侧两方面状态都不复往日，媒介业态以及相应的传播生态正发生深刻变化。数字化时代，人们对于媒介的期待已不再满足于传播者或信息提供者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信息管家”和引导者的角色。因此，为应对需求侧的深刻变化，必须进行新闻供给侧改革。

　　经济学概念中的供给侧主要指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制度，新闻领域的供给侧改革也应从这几方面入手，加大改革力度，以此为新闻传播领域增添新动能。供给侧要想有大的变化，需要在两个重要方面实施改革，一是体制性的改革，二是要素配置改革，这二者既相关又有一定的区别。可以说新闻供给侧要想在产品量能两方面有提升性突破，就必须在制度安排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方面，先做一番内功，才可能使产品在新的供给平台上获得新的要素配置环境，以及新产品所必需的新的要素组合功能，没有这样一种新闻生产环境，新闻供给侧改革就无法自洽。

　　近年来，我国在体制性改革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为鼓励壮大传媒事业出台的措施林林总总，然而，对于膨胀速度极快的传播形态而言，传播制度供给与调整的适应性还不能同步，这体现在传播制度的调整明显滞后于技术创新；多考虑到国内条件和情境，难以适应国际化竞争；实行属地管理和行政区隔，难以形成成熟的市场机制；资本多元化进程不快，媒体经营乏力。

　　新闻改革的要素配置方面亦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人才方面。新闻改革的成败得失，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能不能在抓住优秀人才的基础上，建立起一支尽职尽责的全媒体人才队伍。就目前现状而言，当下媒介人才需求的环境可以说处于“冰火两重天”之中，一方面网络媒介热度烫手，另一方面传统媒体遇冷。数字技术革命的冲击下，当下传播场域迥异于以往的传播生态。从媒介信息的到达率来看，以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影响力已跻身于传统主流媒体，信息的接收和阅读方式已内化为习惯。习近平在网信工作座谈会讲话中强调，“我们的脑子要转过弯来，既要重视资本，更要重视人才，引进人才力度要进一步加大，人才机制改革步子要进一步迈开，抓紧调研，制定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的办法。”

　　“传媒人才”这个产品与社会系统的两个端口相衔接，一是承担生产职责的高校“供给侧”，二是负责产品消费的传媒“需求侧”。①作为新闻人才培养的供给侧端，高校应及时精准把握行业对人才需求变化的趋势与特征，以传媒市场变化为“驱动主轴”进行人才培养理念和机制的调整，以实现新闻传播人才供需契合的常态化。

　　当下，社会对新媒体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需要人才供给侧——高校新闻教育的办学方向、培养目标、教育理念以及授课形式进行相应的调整。电子媒体下成长的一代，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较以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他们对知识的深刻性认识不足，更偏向于视听方面的诉诸。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将“热媒介”和“冷媒介”的内容相中和，在推动以“热媒介”为依托的学习的同时，也要重视加强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的养成。唯有融合性应用教学，才能培养出与时俱进的全媒体时代人才。同时，人才的培育也还要发挥市场的作用，让传统人才进入培训市场，使经过培训的人才可以“增值”，让他们体验到传媒数字化的“温度”，加深对社会需求的理解和体悟。这样也可以培养整个传媒队伍的发现力、思考力和创意力，建立起具有人文关怀的、有温度的媒介产品意识，以便更好地为公众服务。

　　重视服务意识，社会属性呼吁重视职业伦理

　　新闻的供给侧改革，从表面上来看，是新闻生产力的重新组合与选择，但是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我们应该从更高和更广的方面来考察新闻生产的目标，为社会服务的方式及其行业的社会秉性。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个行业与其他行业的相对关系，必须是一种存有善意的良性互动关系，这样的关系才可能长期存在和健全地发展。新闻业的产生和存在已经有悠久的历史，这个行业在当代被定位为现代服务业，可以说“服务”二字是一种伦理选择，也就是它并非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抽象之物，而是在现代社会之中，一种服务于人的信息需求，有利于人际沟通，着眼于社会和谐这些基本的、以“善”为核心的伦理所支撑的行为。从这个角度讲，新闻生产无论怎样改，它服务于人民和社会进步的属性是不能改变的。因此，社会的需求，人民的需要，呼唤着新闻人应该尊重职业伦理主导方向，这一点应该有着很清醒的行业意识。没有这样一个意识，可能就会将新闻混同于其他一般商品生产行业。

　　世界经济研究发现有“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也就是说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之期会出现一系列的社会动荡问题，如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等。伦理学研究发现有某种“社会伦理陷阱”现象，它与“中等收入陷阱”往往相伴相生。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社会环境下的人们急切地想要增加财富和跳出陷阱，对一些并不一定具有资源禀赋基础，或者超出承受范围的激进变革和公共产品，均倾向于激进的民粹主义态度。体现在新闻传播领域，就是在“眼球至上”的利益驱动下，业者用手代替了脚，为求快求新，远离新闻第一现场，以二手甚至三手素材，充作一手新闻。在文风方面，除了“标题党”之风盛行外，还出现了“跪求体”“意淫体”等以主观作践客观的文体；在经营理念上，则出现了“流量变现”的趋向，只要能达到10万+的流量，什么哗众取宠的方式都敢用。

　　当下的数字网络时代，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伦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媒体的迅速发展，使得传播权利平权趋势日益明显。在缺乏社会约束力的匿名状态下，人极有可能会失去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控制能力。自媒体在缺少把关机制的环境下逐渐解构社会道德，这种解构消解了主流的伦理意识，同时也造成了社会传播秩序的混乱。自媒体既然含有“媒体”两字，必然也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当下以社交媒体主导的新闻传播环境带来浏览量、点击率、转发量为传播力的影响指标，正在批量打造“流量工厂”。在郑州空姐遇害案中，最先受惩罚的不是作案者，而是作为传播者的“二更食堂”和“有格”这类自媒体。可以说，自媒体在经历短暂的裸奔狂欢期之后，在管理和受众的双重倒逼下，必然也会进入规范期，遵循传播的伦理规范。

　　互联网时代的媒介伦理面临着法律规范与民粹主义倾向的博弈，自媒体由狂欢式的传播姿态呈现出一种悖境，使传播者不得不思考，如何有效地在伦理和自由中寻找再平衡点。②全球传播场域中，媒体承担着塑造国家形象、传播国家声音的角色。一个国家的媒体所传播的声音能够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能否在世界舆论场上掌握话语权、占有主动权，相当程度上是由该国媒体的影响力和公信力所决定的。“由于媒介具有全球影响力，这使得媒体必须承担全球责任”，③而唯有以职业伦理为支撑去传播信息，才可能使媒体具有公信力。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多国伦理学者都指出，真实、人类尊严和非暴力是全球媒介伦理的“原生规范”，也是全球媒介伦理的最低限度伦理规范，这与我国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涵是完全一致的。我们要认清一个事实，技术的进步比法律的推进快很多，所以法律管不到的地方，需要伦理来规范，毕竟法律构筑于伦理之上，伦理是法律之基。

　　习近平总书记2·19讲话中，提出了新闻要“成风化人，凝心聚力”的主张。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所谓化人，所谓聚力，都需要有伦理的内核来做骨架支撑，新闻产品所提供的信息，不仅需要政治正确，也需要对接人心。在当代国际政治生活中，在政治话语伦理化背景下，我们把“风”和“化”的内容赋予具体的伦理取向，就能够在向下接地气、出头为草根的实践中，始终有一种伦理的充实感。这样，才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把稳姿态，不失方向，获得群众的支持，汲取社会的滋养。

　　坚定职业理念，适应媒介融合与迭代

　　人类历史的发展已经证实，社会分工的存在，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选择，也是人类智慧与生产力向更高阶段迈进时必然的人力资源配属。以往的职业变更历史已经证明，某一种职业的载体可能发生迭代，甚至绝代，但是这种职业分工不会消失。例如，古代的水手驾驶的是木船，而今木船在海运行业中已经基本消失，但是水手这个职业，不仅没有消失，而且水手的职业技能和文化水平，乃至伦理修养，都有了更高的要求。就新闻行业而言，我们应该意识到，时代和受众否定的只是传统的、落后的信息生产方式和产品形态，并不是新闻产品以及新闻行业本身。

　　近来，人工智能会不会取代新闻工作者成为普遍争议的话题，就其伦理性而言，人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人工智能的使用只会释放出更大的网络空间和力量，使新闻工作者从繁琐的工作中解脱，以从事人工智能所不能涉及的顶层设计的前沿。比如，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是机器学习和记忆，而人在此过程中要发挥监督作用。仅依赖于大数据而不追究因果关系、无监督式的机器学习，将会把新闻生产推进更深的“黑箱”，使新闻生产完全“黑箱化”。④此外，单纯依赖数据和算法而自动生成的新闻产品，并不能承担起“社会守望者”的职责。新闻不是冷冰冰数据堆砌，而是有温度的事实呈现，体现的是人文关怀。所以，新闻行业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自我存续的合理性，而要把合理性的内涵充分地予以更新，以适应新的生产条件和新的社会需求。

　　正视改革成本，重新审视新闻行业价值观

　　人所皆知，凡改革都需要付出成本。就新闻供给侧改革而言，有三种成本，一是有形的如资金成本，二是无形的如人事和制度成本，三是习惯和情感的成本。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占领了传统媒体大量的市场份额，传统媒体为应对自媒体的冲击，付出了巨大的资金、人事和制度上的成本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网络技术既赋予普通大众生产、传播、选择信息的权利，也让普通大众对信息社会容易产生认知偏见。当下，一些数据公司不断出售用户隐私用于构建“数字身份档案”，利用数据信息勾勒“用户画像”，根据每位用户的数字档案进行智能化推送，从而形成个性化定制，可以说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消费模式已从“人找信息”向“信息找人”转变。而一旦你被纳入一类群体，那么你所获得的新闻信息、看到的广告、购买的用品，方方面面都是算法为你预定的身份。受众频繁接触同质信息，而自动过滤或忽视掉异质信息，陷入一个类似回音室的信息闭环的社会之中，认知偏见随之加深，逐渐形成一个个信息茧房。⑤这种“茧缚作用”影响甚至改变人们的习惯和情感偏向。在我国，“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等新闻聚合类网站，通过精准化的推送，影响用户视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用户的信息接收习惯，它的长期性影响如何，还有待评估。但是作为新闻从业者，应该有职业的“脱茧”意识，否则就有失职业身份。

　　目前，在新的媒介环境当中，以中国之大和需求之复杂，媒介发展阶段处于不平衡是很自然的状态，成本付出与转化的方式也不能一刀切。例如，纸质媒介总体在式微，但许多新兴的城乡经济体和社区，甚至村、组却在兴办多种印刷媒体，以自广其声和自励于人。现在走进一个酒店或一家餐馆，人们已不惊讶于他们怎么会有自办的小报。新时代，新机遇，新挑战，永远的变化，不停的变革，多样的需求，这是新闻传媒业的特性，而新闻事业只有在对现实的探索中才会有更大的生命力。

　　因此，不要算计新闻行业何时将失去何种媒体，而要着意于创造新的供给方式和新的产品，以及新的行业价值观，这才是合乎逻辑的职业伦理体现，才不会在此起彼伏的媒体启闭、岗位轮替中失去自我意识。

　　结语

　　媒介信号与传播伦理处于同一个传播场域之中，但它们是同体异构的。往往媒介伦理提高的速度与物质文明发展的进程步调并不一致，通常要在一定的实践之后，才能适应技术造成的“同框不同图”现实。在互联网发展快速迭代的时期，我们要有耐心，同时也要有决心坚守媒体行业。唯有以职业伦理为支撑，以媒介格局变化为“驱动主轴”进行新闻供给侧改革，才能保证新闻行业的有序运行，使新闻行业在中国新常态背景下找到改革和发展的新契机。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类）重大培育项目“新时期媒介理论的伦理内核”（项目编号CCNU16Z2003）的资助成果。

　　注释

　　①李莲莲，蔡余杰，赵光辉：《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夹缝中的制度重构》，当代世界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

　　②江作苏：《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应急传播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51页。

　　③甘丽华，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全球媒介伦理及技术化时代的挑战》，《新闻记者》，2015年第7期。

　　④仇筠茜，陈昌凤：《黑箱：人工智能技术与新闻生产格局嬗变》，《新闻界》，2018年第1期。

　　⑤郑坚：《传媒、现代性与中产阶层主体性——大众传媒的中产阶层叙事研究》，《中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责编/魏艳华

      来源：《中国报业》杂志2018年7月（上）P3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