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春晓:声音是我灵魂的出口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周晓华    人气:    发布时间:2018-09-12    
原标题:春晓:声音是我灵魂的出口

  北京是一座巨大的城市,因其巨大,从一处去向另一处,人们用在路上的时间特别多。于是这个城市任何时间,总有各种各样的人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

  北京是一个丰富的城市,在这个城市的上空,会交织着许多电波,电波承载着各种各样的声音,和路上的人相遇。

  春晓,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蓝调北京节目的主持人。 “一杯茶,一首歌,一个蓝调北京。”从2004年元旦,每天晚上,她的声音会出现在某个固定的频率中,一年365期节目,她已经主持了14年。“这么多年,每天一小时,几千个夜晚,我只有一个晚上缺席,因为颈椎的问题,实在没法起床。”她的语气里有骄傲,又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原来自己把一个同样的工作风雨无阻地坚持了这么久。

  14年,每个晚上,在路上,也许陪伴了时光,也许抚平了焦虑,也许碰撞出故事,也许改变了节奏……她的声音究竟遇见过多少同频的心灵?

  分享的那些心情,播放的那些歌曲,无论是固定收听,还是偶尔相遇,无论听的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她并不在意。

  至于有没有人会关心这个声音的来源——是谁,有怎样的经历?走过什么样的路,路过什么样的人?她也不在意。

  “无论是我配音的片子,还是我在电台做的节目,我觉得我都是个配角。配音不用说,在电台,你是夜色里陪伴人家在路上的一个声音的配角。可这是我认为自己最舒适的位置。台前站的是别人,没有主角的压力,也没有谁会特别在意你。在幕后,我就像个不被人监督的小孩,以主角的心态,找到了可以尽兴玩耍的时间,尽兴玩耍的舞台。这样的表达,对于一个不够勇敢,羞怯又有点自卑的人真的是最尽兴的一种方式了。”

  造梦空间

  7月的一个周五,要步入休息天的城市慢下来。晚上7点,春晓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她的嘉宾——一个吉他手两个歌者已经在门口等她了。

  他们彼此打着招呼,聊着近况,调侃对方两句,笑一会儿,那种轻轻松松的状态像老友在周末的一个聚会。

  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她把周五的节目留给了非专业的歌者。让不同职业的普通人唱歌,是她安排节目的初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说话是一种表达,歌唱也是一种表达。节目里不一定总要出现那么完美的声音,那么娴熟的技巧。反而是普通人的歌唱更有新鲜感。他们歌唱的那种情感,打动自己,也能融化听者。”

  几个人围坐在一间小会议室,排练。

  吉他弹响,歌声伴随而起。

  她闲闲听着,偶尔插句话:

  “我觉得你不用去跟吉他的节奏,也没必要拔高,你用自己的节奏唱,看到那个歌的画面,让它自然地出来,其实很动人……”

  “哎,你不是北方人吗,怎么听你吐字里有点南方人前后鼻音不分的感觉,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给她来一段和声,这支歌实在是每个人都忍不住要唱出声的……”

  21点,她慢悠悠,带着点慵懒,开启了用音乐讲述的蓝调时光。

  暑天,直播间里的冷气却有点冻人。她套了件灰色的厚毛衣,待在一大堆庞杂的机器后面。 她比寻常节奏慢半拍的声音,她从记忆里抽出冥想的状态,她所谈论的别离的话题,使得乐音人声都掉落在清冷里,变得遥远而虚幻。而她则更像一个对着火堆喃喃的旅人,火光在她脸上跳跃着,风吹过来吹过去,把她的声音带走,到不知道哪里的地方降落;那里有一双耳朵,一个同频共振的接收器:

  “喜欢开车夜行北京,喜欢夜行北京时听蓝调北京,喜欢听蓝调北京时车窗外的夜色,喜欢春晓用音乐聊生活的播音方式,喜欢春晓像雨点轻轻敲打我心的声音……”

  “耳边是一个名叫蓝调北京的电台节目,DJ是一个声音低沉幽远的女人,说话慢条斯理,带着岁月的沧桑,听她的话仿佛回到了自己的记忆。她的歌都是缓慢的情歌,伤感、悠扬,仿佛我的心情……”

  “春晓的蓝调北京,她舒缓的声线,配合蓝调音乐,就像做瑜伽,让我的精神开始慢慢沉,慢慢沉,慢慢宁静……”

  接受到她电波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春晓是谁,她也不知道自己的声音最后落向哪里。“我不想成为人家生活的主角,就是恰好的时间相互陪伴,产生一点共振。我深知没有一种长相、没一个声音是可以讨好所有人的,我也没有那么大的企图心去讨好所有人。但遇到同类我会很高兴。一个同频的人对我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不知道那是谁,但你知道有这样的人在,是内心的力量。”

  节目结束,她在直播间门口站了一会儿:“对于我,这一个小时是时间之外的时间,就好像你周围地球在转动,时光在流逝,可你不在那里面,你是在梦里。这是一个造梦的地方。有人给你一份工作,还给你发工资,你却用它来做梦,你很享受一天的这一段时光。这很难得呀,所以这么多年,有的人升职了,有的人改行了,他们也有人建议我去再开辟新的阵地,可我愿意在这里。”

  老灵魂

  春晓是湖南人,名字是父亲给她起的,因为她生在春天的黎明,凌晨四五点,是白天也是夜;是春晓,也是春眠不觉晓。她觉得这个名字和她很契合,她是春晓。

  做了主持人,也曾给自己起过高大上的艺名,叫着总是那么隔,好像是和她无关的陌生人,就又叫回“春晓”,踏实,自在。

  她不是一个对自己人生有规划的人,随意而散淡,跟着感觉走。她信任自己的直觉,很小就觉得自己有一天会做一份说话的职业。

  “我小时候不是在父母身边长大的,他们工作很忙,就把我寄养在外婆家。外婆那时候已经70多岁了,很多人会记得自己童年的许多事儿,但我好像都不记得了,我童年里最多的东西,就是发呆。”

  孤独的童年,没有伙伴,无人沟通,她的世界里缺少陪伴的声音,倾诉的欲望反而比其他孩子更强烈。她渴望说话,渴望表达。

  “内心的孤独感好像与生俱来,可又需要交流,需要听见声音,那就自言自语。我几乎没有高中以前的朋友留在记忆里了,内心觉得那是我一段不愿意面对的时光。性格比较懦弱,长得不好看,成绩也不是很好。好像没有任何东西让你能够和外部世界很通畅地沟通,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与人打交道。”

  虽然性格的原因,她很长一段时间忙着自卑,可她又相信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带着自己的礼物和天赋,总有一个位置因你而设。

  毕业后,她找到了这个位置,在长沙电台音乐频道主持了6年《黄金十二点》的节目。

  “我喜欢讲话,所以很早就有一种预感,我将来可能要做主持人。但我这种性格又不愿意走到人群中,在人群中去表达。那在电台这个岗位上,声音是我的一个出口。我不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之类的话,那好像你是对着一个城市说话。我表达的对象常常是虚拟的一个人,那状态其实还是自说自话,自言自语。”

  上世纪90年代,甜美的声音是电台播音的主流,“那时候流行又甜又脆又亮,好像银铃般的声音,我的声音离这个标准实在太远了。”

  和主流离得很远,也不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多少有点迷茫。她不听自己的节目,也从没有给自己留一份节目的录音。后来,有人告诉她,其实一个人做节目的时候是做你自己。她把这话记在心里。“当你不知道要什么风格的时候,做自己是最自在、最舒服的状态,你把这种东西传递出去就对了。”

  她知道了声音只是一个人的壳,而心才是声音的源。

  “你的声音壳里有个什么样的源?”问她。

  “我觉得自己从来就是个老灵魂。因为没有童年去放我的童心,所以我那个童心,在身体里就没有尽兴过,因为从来就不天真,所以也不会更老下去。”她大笑起来,“但我那个童心变成了不甘心,一直没有泯灭,所以我又像个孩子,对世界很好奇,对人很好奇,那个好奇心一直很强烈。”

  因为对世界好奇又对人好奇,她喜欢旅行;因为对世界有兴趣,又不擅长走进人群,享受大众的欢乐,她喜欢和花草打交道,认识同样喜欢花草的人,和他们一起去旅行,去世界各地看花园。

  她从湖南来到北京,本只想短暂停留,可这里却成了她目前生活过的最久的地方。

  “在北京这个城市,什么人你都能看到,而我又对人特别有兴趣。如果你是一个奇怪的人,你一定会在北京找到同类,大家不会觉得你奇怪。每一种人,都能找到你的同类。任何一种生活方式,任何一种理想在这里都会得到尊重,得到放大。而且你有多大的才能,基本上就能得到多大的释放和回报。这个城市包容,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人的梦,也看到很多人实现了梦。你所见的让你的视野打开了,更包容,懂得分享,也会愿意把自己更打开一些,突破固有的界限。”

  她觉得自己是一个既愿意享受孤独,又喜欢表达的人。而在北京,总有一些人在陌生的领域给人新鲜的碰撞,可这个城市大,距离的成本、时间的成本,又让人的黏合度没有那么高,很容易退回到自己的小世界里。于是,她在北京晃荡了两年,听从直觉的召唤定居下来。

  “我觉得湖南是我的土壤,北京是我的空间。湖南赋予我的是一个基因,天生的热血、倔强,但是北京给了我呈现最好自己的空间。”

  给电影《无极》中张柏芝配音、为旅游卫视频道“身未动,心已远”做宣传片、在“快乐女声”“超级女声”节目中当评委,都是她来北京后做出的尝试。然而她喜欢的依然是电台,“电台这个行业,相对都是和单纯的东西打交道,文字呀音乐呀,不对着事不对着人,不用费心琢磨,你自己也比较单纯。不用走到台前,被别人去讨论,成为和你不相关的人的茶余饭后,被声名追着,被人群裹挟着。这么多年虽然看起来(这个工作)是枯燥的重复,但因为你珍惜这一小时,你会觉得是很美好的过程。我想不到现在还有比它更有乐趣的事情。”

  身未动 心已远

  最近,很认真看了央视播出的一部纪录片《天山脚下》。

  在世界杯期间换台时被吸引的,一个长镜头,是转场的人和马群在翻山越岭,沉默的马和人,沉默的山和水。

  停下来看,解说是女声,很沉静,不煽情却深情,娓娓地讲着哈萨克人对于马的情意。忽然就被打动了。

  然后,你坐在了那个声音的主角对面,她黑衣白裤素颜,穿得宽松而舒适,状态也是如此,闲适自在。

  “去年10月,他们(《天山脚下》)找到我,我就看了片尾,一下就感动了。他们前前后后拍摄用了3年多的时间吧,最后就只有短短5集,付出的精力和呈现的量其实是不对等的,极不对等。通过片尾的几个画面,你就知道他们下了多少功夫,如此讲究,那么大气,完全是用电影的质感呈现给你的。使你看见了,就特别想成为中间一员,哪怕是其中的一棵树,一口井。每个人都希望给自己留作品吧,我是说来到这个世界上留一个印记。那给这么优秀的东西做解说,你会觉得因为喜欢,你在做的时候自己都闪着光。当然,你不在乎别人有没有看到你这个光。”

  《天山脚下》不是她解说的第一部纪录片。2009年,《台北故宫》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她的解说引起了关注,也引来争议。她当时说:“我寻求的不是肯定,而是参与,参与一件纯粹个人喜欢和有意义的事。”

  现在她依然是这样的观点,她也不觉得在其中是做配音工作,她觉得自己是观众,在看的过程中去给人讲故事。

  她说她工作起来会很慢,因为她更愿意在里面多停留一阵,直到那些画面,那些人,那些故事渐渐被融化在声音里。

  她讲这些年她自己的变化,她讲她对很多事情都不求甚解,却越来越了解自己。

  “有一次去主持一个节目,他们给我穿上晚礼服,箍得紧紧的,简直都不能呼吸;头上扎了结;然后领口上,一只大的黑蝎子的装饰,二十几只腿那么夸张地伸开;妆化得很浓,穿着那个手足无措。虽然那样的我,外表也许美化了,缺陷被修饰了,但那不是我。我是一个不能在不舒适状态去说话的人,所以我一上台张口,就出错了。我后来说,你们请我来,不是因为我有名,不是因为我漂亮,你们请我来,是说话的,可把我弄成这样,我就说不了话了。现在,因为见到了许多生命中没有束缚的人,渐渐被他们影响,不管到哪里,我要自己得体就好,妆越化越淡,衣服合适舒服就行,越来越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要自己自在。”

  和她聊天,没多久,就意识到我们是同类:她对我有好奇心,她在观察我,一如我用好奇心在观察她。她在校正我声音不准确的地方,一如我在校正我对她声音产生的错觉。她试图在谈话中把我放置在前台,使得自己更靠近一个聆听者的位置,这恰恰也是我想要做的……

  “我从不以声音的好坏来判断人。和面相一样,声音分为很多层次,通过它,可以感受到一个人的灵魂。我甚至可以不见到一个人,就能感觉到他的状态,他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一个人的话语可以装饰,外表可以装饰,但有很多东西是伪装不了的。你观察他的言谈举止,细节会给你很多想要的答案。”说到这儿,她忽然笑了,戏谑地看着我,“我相信我用的方法,你也在用。”

  我在她言谈的映射中看见自己。这真是奇妙,同时,被她看穿的尴尬渐渐变成释然,最终我们真的放松下来。

  “我不是一个能享受这种(采访)时间的人,被你‘侦察’的感觉太紧张了。其实包括你刚才把那个(录音笔)打开,无形中给人带来压力。”她说,“所以我要主动出击,‘反侦察’,让你紧张,那时候你会顾不上观察我。”她大笑。

  她做到了,我说要看看她工作时的状态,她却把我从旁观者变成了她节目的嘉宾——我被她安排在节目中唱一首歌。

  想到要对着话筒把自己唱给听众,我早在节目开始很久前就把情绪拉成了满弓,而她是在自己待了十几年熟悉的主场。

  不过,那依然是个愉快的夜晚。如果你有机会路过一片篝火,又看见一群围着篝火舞蹈歌唱的人,何妨加入他们,在歌声中醉倒,黎明再登程时,行囊里会多了一个美梦。

责任编辑:董硕 审核:戴靖